而在煙台一踏上解放區的土地，前來迎接曹禺所乘班輪的，便是煙台市徐中天市長和駐地解放軍賈參謀長，一行人受到熱烈的歡迎。轉天到3月6日，華東軍區又特派郭子化和匡亞明等人前來煙台迎接他們，並召開了黨政軍民歡迎來煙民主人士大會。
時代的列車在奔馳著，朝著理想的目的地飛駛。曹禺眼望著剛剛解放的大片土地田野，心中感慨無限。他描述道：“那真是高興。知道國家站起來了，過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慣了。過去，你看，就五月一個月裏，就有多少國恥紀念日，心裏真是說不出難過。我還趕上二十一條的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從1949年以後心裏好過了。”
傾身
1949年2月底到3月初，曹禺一行奔往解放區，經過輾轉行旅，終於在3月18日來到了解放後的北平城。
各路大軍相遇，一下子便形成了“大會師”的局麵：來自解放區和來自國統區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彙成了一股洪流，大家齊心攜手打造新中國新文藝的嶄新藍圖。當年的3月22日，曹禺還沒有安頓好新家的地點，暫居在北京飯店。就參加了華北文委和文協舉行的會議，這可是多年來兩支文藝大軍在明朗的天空下首次聚會。就是在這次聚會上，宣布成立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委會，曹禺被推選為首次全國“文代會”籌委會員之一。他們42位委員一道，立即著手為在全國政協召開之前組建全國文聯而開展工作了。
曹禺於6月15日至19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活動中。此會後，作為籌委會委員，又集中精力籌備召開新中國第一次“文代會”。在6月30日召開的預備會議上，曹禺被選為大會提案整理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成員。7月2日至1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了。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等到會並講話，對代表提出殷切希望並指明了前進方向，郭沫若致開幕和閉幕詞。曹禺在大會作了發言——《我對於大會的一點意見》，這篇發言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大會通過了章程，並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全國文聯”。曹禺當選為常務委員，並與丁玲、何其芳等同為全國文聯編輯部的負責人。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各界人士的期盼中正式召開了。作為青聯的代表曹禺，熱情地參與會議的各項程序安排，曹禺和新政協的各位代表一道，參與並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新中國成立後，他繼續參與全國政協的工作，負責對外文化交流，一直在忙裏忙外，上下奔跑。據當時已經記事的二女兒萬昭回憶，那時外交部尚未設立禮賓司等機構，曹禺在接待外國文化藝術界代表團來訪時，做了不少具體的事情，比如劇場的座位安排，演出保障的事項等。為了確保蘇聯芭蕾舞大師烏蘭諾娃演出的絕對安全，曹禺就去檢查舞台上地板的平整程度。這不，開國大典禮炮的轟鳴聲猶聞耳畔，10月26日，曹禺又與丁玲、許廣平、吳晗等15人去往蘇聯，作為新中國人民大眾的代表參加十月革命32周年的慶祝活動。而返程後，已是11月份了。曹禺接受工作安排，具體接手國立戲劇學院的籌建工作，以原華北大學第三部文藝學院為基礎，與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組、南京戲劇專科學院等單位組成，轉年春天成立了中央戲劇學院。毛澤東主席為學院題寫了校名。院長歐陽予倩，曹禺和張庚為副院長，光未然任教育長。曹禺在新中國的陽光照耀下，從此登上熟悉卻又十分陌生的文藝崗位。
沉情
曹禺在此除舊布新的大轉折之時，在激蕩的1949年下半年裏，在傾身於奔走四方的忙碌之中，也有自己的萬千感慨和深慮思考。這些，集中地表現在6月4日寫給仍在上海文華公司的黃佐臨和桑弧的長信上。他首先談到自己在北平看到的東北影片公司出品的《橋》，一部鋼鐵工人積極完成任務支援前線的影片，曹禺讚不絕口，由此升發：“如果中國影片將來須一律走向在工農生活中找題材，材料自然異常豐富。”
曹禺出於真心地想把自己徹底改造一番，爭取各種機會到火熱的現實生活中，到自己所陌生的工農生活中去。轉年年初，他就和戲劇學院的師生們一道，到北京的一家私營工廠中去，試著創作劇本《工人田小富》。接著還到安徽農村參加土改，並且到治淮工地參加勞動，與民工們同吃同住，直接體察到純樸農民的勞動熱情和翻身解放的歡樂情景。
在60多年前新舊中國大轉折的年代裏，曹禺滿腔激情地迎來了國家與個人無限發展的曙光。他真誠地為建設新的天地而付出自己的智慧和辛勞，也為自己的藝術發展道路尚未達到的境界而困惑和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