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壇往事
作者：劉紹本
2011年，是曹禺誕辰101周年。這段百年生命曆程中，可以說遇到過許多折變關口，文學和史學家們可以由此歸結出他的若幹創作發展階段。但是無論怎麼說，曹禺在1949年也算真正是遇到了重大的轉折，承受著時代的變遷與內心的激蕩。
諦聽
1949年1月1日，毛澤東發表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播出發表時，曹禺正在上海躲在一位朋友家裏，整天深夜裏收聽著解放區的廣播，如此振聾發聵的宣言顯然是悉耳聽到了。那聲音一開頭，就讓人振奮：“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廣播裏明確宣告：“1949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曹禺聽到的這一宣言，是與剛過去的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完全一脈相連的。曹禺當時訪美歸來，一度住在南開校友黃佐臨的家裏。他曾應上海實驗戲劇學校校長熊佛西的聘請，出任這所院校的教授：後來，經黃的介紹，又到上海文華影業公司擔任編導，拍攝過自編自導的電影劇本《豔陽天》。也就是在此間，他參加了一個黨領導下的讀書小組，成員有劉厚生、方珀德、任德耀等人。在上海人民群眾反抗國民黨黑暗統治的學潮、工潮風暴中，每隔一兩周時間，就往好遠的上海育才中學聚會一次，除了學習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還有《工資·價格·利潤》等書籍外，斷不了交換著各自聞聽到的解放喜訊。
歸國後的曹禺，蝸居於令人窒息的城市上海，眼望著腐朽秩序的頹敗坍塌，傾聽到電波裏傳來的宏聲呼喚，能不動情？他巴不得一下子便飛到光明的策源地，直接參與到新社會創建的天地中去。
奔赴
1949年的早春時節，曹禺響應建設新中國的召喚，開始了奔赴黨中央身邊的行程之旅。
要想北上，必先南下。此時的曹禺，找到接受組織安排正在上海養病的張瑞芳，悄悄地說，自己已經收到了新政協的邀請，準備繞道香港北上，隻是擔心路上一個人不好走。張瑞芳立即喜出外望地鼓動說：“去，去，我跟你一起去。你也代我反映一下。”沒過幾天，曹禺請問回來對張說，可以一起走，但怎麼走法要靠自己想辦法去香港。於是，張瑞芳就去找金山的三哥趙班斧，這個人當時正擔任著上海市社會局長，很有權勢，從他手裏終於弄到了飛機票，於是張瑞芳與曹禺同機離滬赴港。到達香港後，曹禺被安排第三批北上，而張瑞芳被安排更後的班輪了。
秘密接送他們的船進入到香港，就引起港英當局和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先走的前兩批人已被特務有所覺察，所以碼頭和船路都加緊了盤查，情勢比較危險。曹禺後來對采訪他的記者趙浩生描述過當時情景：臨登船的那天晚上，竟換了六七家旅館，為的是躲避特務的跟蹤。黨組織派來接應的人對安全做了精心安排，對可能遇到的盤問——做了預先關照，還讓眾人將“書籍、信件、字片、印章，凡足以表露其人本來身份者，皆自行李中取出，藏於秘處。設想之周，防備之密，至可佩服。”他們一行人都化了裝，有的冒充船員，有的冒充船上職員，而葉聖陶和曹禺都被派作管艙員。大家都脫下西裝，改穿中式短服，互相打量，不覺“相視而笑”。這樣登輪時，仍遭到英國海關人員盤問，帶路的地下黨員便混答：都是做買賣的。接著悄無聲地塞給200元港幣過去，就“好，好，好”了。船行至東海，也顧不上顛簸勞累，大家急不可耐地座談討論起來，兩次議題都是“文化及一般社會如何推進新民主主義之實現”。每夕還開晚會，亦莊亦諧，老者講述曆史典故和史實軼事，別人則吟詠歌唱。3月1日晚間的聚會上，曹禺便應邀立起唱《李陵碑》和《打漁殺家》片斷，輪到葉聖陶出節目，他在掌聲中笑道：“我不會說笑話，給大家出個謎語代替吧。”於是略一思索，說：“謎麵就是我們一批人乘這艘輪船趕路，謎底為《莊子》中的一個篇名。”大家猜來猜去，最後還是宋雲彬猜中了：是《知北遊》。“知”指的就是他們一群知識分子。在船上，還曾“謀全體合唱，無他歌可唱，仍唱《義勇軍進行曲》”，認為最能代表眾人此時的心情吧，他們還不曾料到，半年以後，這首歌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
果如初駛時所預料的那樣，曹禺他們搭乘的這艘貨輪，3月4日晚上在東海海麵上遭遇到國民黨的軍艦，受到盤問，因此改道佯作向朝鮮半島南部開行的樣子，以免引起國民黨軍艦的懷疑。為此繞道而行，航程又延遲了許多，到達解放區煙台時已經是3月5日的午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