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歲月戰友情深
我們雖然是文藝兵，可我們的行軍生活一直是緊張、艱苦而有序的。每到宿營地，各分隊的同誌都按照事先分工，分頭卸馱子、放馬、搭帳篷、砍柴、割草，各項工作井井有條，完全是一個團結友愛的戰鬥集體。大家知道，如果有一個人掉隊，缺少他背的那塊篷布，就搭不起帳篷。每個分隊隻有一隻小帆布桶，我們洗臉洗腳、給馬喂水都用它，誰也沒有嫌過誰髒。臨出發時，為了多背一點集體的東西，我們每人隻帶了一條薄被，睡覺時多是兩人打通腿，墊一床蓋一床。
夏日的高原氣候多變。時而烈日當空，時而大雨傾盆；白天萬裏晴空，夜間大雪紛飛；山下綠草如茵，山上終年積雪。有一天夜晚，我們分隊的馬跑了，我和幾個同誌立即起身，分頭在雪夜裏尋找，直到天快亮時才找到。我重新鑽進被窩時，被凍傷的腳痛得不能入睡，和我打通腿的高樂政把我的雙腳摟在懷裏焐，可直到起床也沒能把我的腳暖熱。待我跪著打好背包準備出發時，怎麼也穿不上那雙３７碼的鞋，分隊的同誌找來了大老肖的４２碼鞋，我才勉強穿上。我在戰友們的攙扶下，一瘸一拐地在隊伍中行進。我的狼狽樣很快就被軍宣傳部夏川部長看見了，他喊住我們團長問：“你們的人腳腫成這樣了，怎麼還叫她走路？”我們團長說：“她不肯騎馬！”這時軍政治部主任、七號首長劉振國牽著他騎的青灰騾子從我們隊伍經過，不容分說，就把韁繩遞給我，並和警衛員一起把我扶上騾背。騎在騾子背上，我腳上的疼痛雖然減輕了點，可讓比自己年長一倍多的軍首長走路，心裏越來越不是滋味，暗自盤算著該怎麼辦。我向七號首長央求說：“越騎馬，凍傷的腳血液越不流通，再這樣騎下去，我的腳恐怕會壞死的。”首長聽我說得真切有理，才接過韁繩向其他部隊走去。
一天，部隊行進到崗托，我和尹學仁等同誌到金沙江邊的一座山上割草，看到懸崖陡壁上的草因山羊也難吃到，長得特別好，就爬到懸崖上割。我們越割越多越舍不得走，連山頭已被密雲籠罩，大雨即將來臨都沒有察覺。大雨瓢潑而來，我們冒雨捆好草，坐在地上把繩子套上雙肩，相互拉拽著才能站立起來。雨越下越大，我們背的草也越淋越重，到宿營地時，肩膀已被繩子勒出了道道血痕。回到帳篷，正在焦急等待我們歸來的同誌幫我們擦幹頭發，脫下濕透的衣服，還商量著怎樣減輕我們次日的行軍負重。
由於每天跋山涉水、淋雨踏雪，我們女兵的生物鍾被打亂了，在進軍途中大多不來月經，隻在經期略感不適，但也有個別女兵月經照樣來潮。由於當時條件所限，隻能用粗硬的草紙鋪墊，一段路走下來，大腿間被磨得血肉模糊，疼痛難忍，無奈間隻好扯掉草紙，任憑經血順著腿流。每逢要過較深的冰河，均由男同誌先帶繩涉水到對岸，在兩岸間橫拉繩索，再讓我們女兵拉著繩索過河，免得被激流衝倒。盡管如此，每次涉過冰河，經寒風一吹，我的小腿肚上均要裂開許多血口，冒出粒粒血珠。
不倒的旗杆
從甘孜出發後，團部交下來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要我們把幾十根四米來長的竹旗杆扛到拉薩，供部隊到拉薩舉行入城儀式時使用。戲劇區隊的尹學仁身高肩寬，也和其他身體強壯的戰友一樣，義不容辭地扛了兩根旗杆。
可離開崗托不久，尹學仁就病了。他臉色蒼白，躬身彎背，走路也沒過去那樣精神了，但他仍然隱瞞著病情，堅持扛著旗杆。７月１７日，部隊要翻越達馬拉山了，團首長號召大家發揚團結友愛精神，搞好互助活動，勝利翻過大山，進入重鎮昌都。尹學仁也緊緊背包帶和腰鼓帶，扛上旗杆照常行進在隊伍中間。開始上山了，他們分隊又做起了“碰球”遊戲。為了給尹學仁鼓勁，大家不時地找他“碰球”，尹學仁也盡快地把“球”碰給其他人。後來，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碰球”和輸了“球”罰出節目的同誌身上，不知不覺地爬到了半山腰。大家越爬越高，而尹學仁“碰球”的聲音卻越來越弱，他大口大口地喘著氣，艱難地一步步向上攀登著。同誌們都很關心尹學仁，分隊長陳霽要接過他的旗杆，他不肯給，分隊副肖迎春就搶下他的背包，凡走到能兩個人並行的地段，其他同誌也伸出手來，助他一臂之力，終於幫助他登上了山頂。俗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一過山頂，尹學仁虛弱得兩腿不住地顫抖，該留步的地方留不住，該猛衝的地方衝不了，而且一口接一口地吐著淡紅色的血水，再也跟不上隊伍了。團裏留下人和馬照顧他，他仍然堅持要背著腰鼓扛著旗杆自己步行，他怕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來。就在到達昌都的當天夜裏，年僅１９歲的尹學仁同誌帶著滿身風塵，悄然地與我們永別了。我們含著淚水，用尹學仁和同誌們扛的旗杆，在昌都解放委員會門前的廣場上掛起金黃色的幕布，搭起靈棚，給他穿上準備進拉薩時穿的呢子軍服，悲痛地把他留在瀾滄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