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樹之果”理論研究
商界論壇
作者：章宇豪 陳曉楓
摘要：我國自2010年頒布實施了《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幹問題的規定》，並在新刑事訴訟法中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一步深化規定，體現了我國司法打擊非法取證特別是刑訊逼供的堅定決心。“毒樹之果”理論起源於美國，已形成較為完善的體係，並在多數發達國家得以確立。隨著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如何處理“毒樹之果”是理論界、實務界不得不麵對的一個重大研究對象。
關鍵詞：毒樹之果；非法證據排除；刑訊逼供；美國
一、“毒樹之果”理論溯源
“毒樹之果”是美國刑事訴訟中對某類證據所作的一個形象化的概括，意指“根據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所獲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並獲得的第二手證據（派生性證據）”。以非法手段所獲得的口供是毒樹，而以此所獲得的第二手證據是毒樹之果。
這一理論確立了一個基本思路，即如果收集證據的方式不合法，則可能麵對該證據不受采納的結果。這從根源上消除了偵查機關非法取證的動機，以此保障司法程序的正當化。“毒樹之果”的毒性在於“毒樹”本身是破壞司法公正的行為，其生長出的果實即使再甜再美，也是對於整個司法係統具有破壞性的存在。
“毒樹之果”理論於1920年由美國霍姆斯大法官在西爾弗索恩木材公司訴合眾國案（Silverthrone Lumber Co.v.US）案中首先提出，被視為該理論的源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最高聯邦法院正式確立了“毒樹之果”的規則，即“美國聯邦政府機構違反美國憲法規定所取得的證據材料，在審判中不具有證明力。”
此後，該理論在多數現代法國家得以確立，但各國對待“毒果”的態度有所不同。其中，該理論發源地美國對於“毒果”的態度是堅決抵製，隻要偵查人員收集證據的行為出現違法，以該行為所取得的證據即不得提交法庭。但這一方式客觀上致使部分具備真實性的證據受到排除，導致一些原本證據確鑿的案件無法定罪，因此受到社會的反對。近年來，美國不斷通過例外規則對“毒樹之果”理論進行修正，通過不斷明確了偵查行為的違法性程度進行“毒果”排除，因此“毒樹之果”的界限在不斷限縮，從過去絕對保護憲法權利，維護司法程序公正的角度逐步向兼顧實體正義變化，更具司法理性。
日本法院係統將“毒樹治國”引入國內時，並沒有直接沿襲美國的思路，而是結合國內基本司法境況，對該規則進行變種。一方麵，在理論認定上，二者並無較大差異，但在具體對待“毒果”的態度上，日本表現出了一定的克製。一方麵，僅在取證程序構成重大違法時才能使用“毒樹之果”排除理論；另一方麵，對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進行考量，如果排除具備真實性的證據會導致無法定罪的情況，則不適用該理論；此外，在重大事件對於社會有較大影響時，也不適用該理論。日本采取了相對主義的態度接納“毒樹之果”理論，即一方麵通過該理論維護程序正義，另一方麵在麵對具備真實性的證據時，出於實體正義的考量，對該理論有所保留。
而在英國，則在普通法、成文法中均規定了可以使用“毒果”，致使多數非法取證獲得的證據均能夠得到使用。通過法官自由裁量，對於輕微違法取得的證據並不予以排除，但通過刑訊逼供所取得的任何線索均不能得以使用。而在實踐中，應該司法界對於“毒果”采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多數非法取得的證據，隻要不對審判公正性產生動搖，即可適用。
二、“毒樹之果”的理論根源
“毒樹之果”的理論根源主要包含三種理論：證據真實性理論、程序正當性理論、人權保護理論。證據真實性理論即對通過非法取證獲得的證據其真實性存在質疑，為了避免對審判公正性應對其予以排除；而程序正當性理論認為，非法取證的行為本身是對司法公正的侵蝕，應予以禁止，因此而獲取的證據也不得適用；人權保護理論則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出發，對侵犯其相關憲法權利的行為予以禁止，通過排除“毒果”進一步強化這一禁止規則，從而更全麵的保護其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