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醫生治得了病卻治不了命。他這個“右傾分子”在那個“向左看齊”、“寧左勿右”盛行的時代，居然在醫院裏躺了3個月享清福，逃避勞動改造，那還了得！這事如果被捅到中央，省委、市委頭頭們哪一個逃得了嚴重“右傾”罪名。三四年時間了，他們大概已經忘記孫局長這個人和他的小鐵鍋故事了，如今得知此事，連夜開會作出決議——與“右傾分子”劃清界限，堅決與之鬥爭。怎麼鬥爭？這事兒不能公開啊。再說他已經不是黨員、不是處級幹部了，沒給人家定性是右傾分子，隻剩開除公職和判刑了。好在他的入黨介紹人市委副書記王某還算念舊，幾位書記與常委們的心還沒變成石頭——這麼個一身病的人，開除公職沒有一點兒收入，他的老婆、孩子怎麼活啊！於是，他們決定采取“暗渡陳倉”之法，對孫進行嚴肅處理：讓他離開這座城市到大興安嶺去勞動改造。今天看來，這在當時真是個兩全辦法，既與之作了堅決鬥爭，省委追究起來也是個好交代，又讓這個市委自己提拔重用過的工人幹部及其全家有了活路。
那時，大興安嶺林區的開發正熱火朝天地進行著。大興安嶺地處內蒙古東北部與黑龍江省西北部，是一片廣闊無邊的原始林區，到處是參天古樹，木材資源十分豐富。而且，金屬礦藏量也很大。開發這一地區，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意義重大。然而，這裏是高緯度——高寒地區，是亙古不化的凍土地帶。一年大部分時間是冰雪期，冬季氣溫常在零下35～40度之間，自然條件惡劣。要開發森林和礦藏資源，首要的是必須先打通道路，即在凍土層與山石上修築公路、鐵路，工程十分艱巨。在孫局長他們這批從黑龍江各地調集的勞動大軍到來之前，數萬鐵道兵作為開路先鋒，也才在濱洲鐵路（哈爾濱—滿洲裏）中段牙克石地區以北打響了戰鬥。參加開發大興安嶺，對於每一個中國人、每個共產黨員來說，是對國家和人民的貢獻，自然是義不容辭的光榮任務。孫局長一生的亮點也正是在這裏的幾年經曆。他沒講一句軟話就上了戰場，像個戰士一樣在這裏戰鬥了5年。難以計算他流了多少汗水，也沒人知道他幾次受傷。可是，他付出的勞動與工友們不能相比啊，他不僅是個老年人，而且在嚴寒的氣候，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過著半軍事化艱苦生活，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健康的年輕人要適應已很不容易，更何況他一身病並未治好，體力不佳，很難想象他怎麼會有戰勝這一切的頑強毅力。1972年方科長去大興安嶺接他時，從築路隊領導和工友們那裏得知：5年間他多次患重感冒、受凍傷工傷，兩次遇上大風雪在原始森林中迷路險些喪命，三次病重昏迷。築路隊向開發指揮部打報告，要送他回原單位。他才向黨委吐露真情，說自己是犯了嚴重錯誤的，是要在開發大興安嶺戰鬥中徹底改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寧肯死在這裏也絕不回去。
1972年冬，他老伴收到一封寄自大興安嶺林區的信，是他的工友們背著他寫的，說他又大病不起，再不接回去，“你和孩子們見不著他了”。他老伴領著三個孩子到局裏找到方科長。方科長向駐局的軍代表作了彙報，請求救人。幾經周折，拿到了地區革命委員會給大興安嶺林區的介紹信。孫局長在半昏迷之中被接了回來。但他已到了肝病晚期，經過搶救，總算清醒了幾天，和老伴、孩子們過了一個團圓年。不久，他就去世了。
作者單位：牡丹江市博物館
責任編輯：王封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