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1943年的《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麵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陳雲於1935年10月向共產國際報告紅軍西征時說：“在黎平，領導人內部發生了爭論，結果我們終於糾正了所犯的錯誤。我們對此前‘靠鉛筆指揮’的領導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邊界，敵人集結了四五倍於我軍的兵力嚴陣以待，以為我們會沿著紅六軍團從前進軍的路線行進。”
顯而易見，黎平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長征以來的首次戰略轉兵——不去湘西去黔北，使從通道會議開始的轉兵得到了實質性的發展，開始了中央紅軍長征在湘黔邊轉兵的第二階段（1934年12月18—31日），從而使蔣介石在湘西消滅中央紅軍的夢想化為泡影。
12月19日，《關於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議之決議電》發布。一是分成左右兩個縱隊向黔北進軍。二是為迷惑敵軍，軍委規定各部在進行到施秉、黃平地域前，用正常行軍速度前進，使國民黨軍認為紅軍仍在北上或西進中徘徊，以造成錯覺。同時，軍委電令紅二、六軍團在常德地域積極活動，以造成策應中央紅軍北上湘西的假象。“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以致後來的四渡赤水也被蔣介石認為“紅軍反複徘徊於此絕地，乃係大方針未定的表現”。
21日頒布的《總政治部關於創立川黔邊新根據地工作的訓令》，旨在加強對指戰員們進行政治局決議的解釋、思想教育和政治動員等工作。主要是指出中央紅軍總方針為“轉移作戰地區創立新蘇區根據地”，當前的偉大任務“是要在川黔邊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區”，並要求各級政治機關的政工人員做好政治局決議的宣傳解釋工作。
通道會議決議和黎平會議決定，顯然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曆史發展進程。此後紅軍以勢如破竹之勢，穿州過府，挺進黔北，扭轉了長征初期的不利狀態。陳雲在向共產國際報告西征時說：“當我們到達貴州時，紅軍已不再是經常不斷地被敵人攻擊、四處流竄的部隊，而變成了一支能戰能攻的有生力量。”
四、猴場會議：強渡烏江奔黔北
12月31日下午，軍委縱隊抵達甕安縣猴場（今草塘）。博古、李德仍對黎平會議決議持不同意見，主張在烏江南岸打遊擊，尋機東進去湘西。周恩來在1972年說：“在進入貴州前後，就爭論起來了，開始醞釀召集政治局會議了。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後渡烏江，到達遵義，沿途爭論更烈。”
為克服“左”傾錯誤，確定紅軍進入黔北後的行動方針，12月31日至次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就北渡烏江還是東進湘西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第一，“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第二，“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第三，“必須盡量利用我們所爭取到的時間，使部隊得到短期的休息，並進行整頓補充的工作。……應縮編我們的部隊，軍委縱隊必須繼續縮小”。
如果“左”傾領導人在猴場會議成功“翻盤”，黎平會議決議也僅是一個存在13天的曆史概念，中央紅軍將被迫重去湘西，中國革命恐將因此而失敗。
會後，中央紅軍開始強渡烏江，向黔北挺進，開始了中央紅軍長征在湘黔邊轉兵的第三階段（1935年1月1—7日）。1月7日，紅軍智取遵義，實現了通道會議事實開始、黎平會議確定、猴場會議維持的戰略轉兵。
由於敵軍力量強大、黔北地瘠民貧、紅軍發展困難等原因，遵義會議調整了戰略方針，“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黎平會議的曆史使命雖告完成，但它對團結全黨全軍力量，堅定革命信念，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撫今追昔，當年中央紅軍長征在湘黔邊的轉兵之路，是痛苦而艱辛的決斷過程。通道會議雖然接受了毛澤東轉兵貴州的主張，並開始了事實上的戰略轉兵，但沒有改變原定戰略方針。黎平會議雖然通過了新戰略方針，確定了長征以來的首次戰略轉兵，但李德等人仍念念不忘去湘西，“左”傾錯誤仍較為嚴重地影響黨和紅軍的行動。“一會跨兩年”的猴場會議強調徑趨黔北，徹底放棄去湘西的戰略方針，基本上結束了“左”傾軍事指揮。三次會議各有側重而又互為補充，一步步地批評和否定錯誤主張，對中央紅軍戰略轉兵黔北和中國革命逐步走向勝利，都是功不可沒的。
作者單位：貴州省黎平會議紀念館
責任編輯：姚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