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下列兩點或許為會議所定：第一，確定轉兵。會議雖未解決戰略方針，但作出戰術轉兵決定，調整行軍路線——先西進貴州黎平、錦屏，後北折黔東去湘西。12日19時半下達的《中革軍委關於我軍十三日西進的部署和致各軍團、縱隊電》，當為實施通道轉兵所作的部署：“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第二，確定整編。13日的《中革軍委關於取消第二縱隊，合編第一、第二縱隊的命令》《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關於紅八軍團並入紅五軍團的決定及其辦法致董振堂等電》應為通道會議的成果，是黎平整編的主要依據。軍旅作家王樹增在他的《長征》中持此觀點。由是，若把整編說成是18日黎平會議所定，在因果關係上是不能成立的。當然，黎平會議應該也曾討論過整編事宜。可見，通道會議為爾後黎平會議調整戰略方針，作了必要的準備；通道轉兵挽救了劫後餘生的3萬中央紅軍；為隨後逐步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鑒於長征初期減員嚴重等原因，為提高基層戰鬥力，以便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中革軍委從1934年12月13日至19日在湖南通道、貴州黎平期間進行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次大整編。整編令是在通道縣發布，而關於整編的宣傳、解釋、合編等則是在黎平境內進行和完成的，故稱“黎平整編”。13日，軍委兩縱隊宿營於今通道縣播陽鎮，發布整編令。14日，軍委兩縱隊宿營於今黎平縣洪州鎮，且開始合編。17日，軍委兩縱隊進入黎平城，紅五、八軍團到中潮地域並開始合編。19日，軍委第二縱隊並入第一縱隊合組軍委縱隊完成，並離開黎平城到高場宿營。21日，軍委縱隊從黎平下八裏出發，至錦屏瑤光宿營。
關於通道會議，有少數人常糾結於三個問題：第一，會議名稱。通道會議曾有飛行會議、軍事會議等之稱。其實，會議的重要性和名稱不一定有關聯，如1927年“八七會議”也僅是一次中央緊急會議。第二，通道轉兵的性質。從主觀動機來看，通道轉兵是戰術轉兵，但在客觀上卻成了中央紅軍長征在湘黔邊轉兵的第一階段（1934年12月13—17日）的開始。所以，它對中國革命的重要貢獻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第三，會議召開地。現定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通道轉兵會議會址”是縣溪，筆者則認為應在芙蓉。根據伍雲甫的《長征日記》、陸定一的《長征大事記》等綜合得知：12月12日，中央和軍委主要負責人宿營於芙蓉。他們為什麼要舍近求遠，不在宿營地而去30裏外的縣溪開會？其實，隻要是在今通道縣境內開的會即可稱為通道會議。有人擔心：如果說轉兵會議是在芙蓉召開的，叫通道會議則似乎欠妥，因為芙蓉時屬綏寧縣（1951年才劃歸通道）。應算杞人憂天，因為“時屬”僅是曆史追述，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什麼實質影響。
三、黎平會議：不去湘西去黔北
12月13日，中央紅軍主力從通道縣兵分兩路進入貴州黎平。15日上午，紅一軍團攻占黎平城。軍委兩個縱隊和紅三、五、八軍團先後於16—19日進入黎平城，黨和紅軍主要領導人則在17—18日相繼抵達黎平城。
黎平位於黔湘桂三省交界處，山高林茂，有利於紅軍蔭蔽集結；紅軍突然轉兵貴州，使蔣介石難以重新調兵遣將堵剿；亟待通過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來確定新的戰略方針，在紅軍入黔第一城——黎平討論解決十分及時；地方軍閥自打小算盤，使貴州防守力量薄弱；始建於明洪武十八年（1385）的“鐵黎平”城高牆厚，易守難攻；黎平城物產豐富，便於紅軍補充給養；受紅七軍、紅六軍團過黎平的影響，群眾基礎較好。有鑒於此，中央決定在此略事休整並召開政治局會議。
12月18日，在黎平古城翹街召開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黎平會議。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陳雲、王稼祥、劉少奇、鄧發等人參加。李德因病沒有出席會議，其意見則由博古帶到會上。
會議實質上是繼續討論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最後否定了“左”傾領導人提出先西進貴州黎平、錦屏，後北折黔東去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錯誤意見，采納了毛澤東深入貴州腹地、到黔北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新根據地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第一，“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其實，軍委早已在17日的《關於我軍各部十八日的行動部署》指出“一軍團應……對劍河、天柱、錦屏各方向偵察、警戒，並準備占領劍河，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岸西進”。而此前的中革軍委的電令都是部署北上湘西的。第二，“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鬥，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第三，“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堅決反對對於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遊擊主義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