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在黑土地閃光(上)
龍史紅印
作者:劉瑛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女收割機手之一,在20世紀50年代,我曾被北大荒人稱為“雲雀姑娘”。1950年,剛滿14歲的我說服了母親,告別親友,離開了繁華、美麗的首都,“飛”向北大荒。在這裏,我奉獻了青春,創造了驕人的成績,為把北大荒變成北大倉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雲雀姑娘“飛”入北大荒
大開荒開始了。我們帶著帳篷和行李,開著拖拉機拉著大犁向大荒原駛去。當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領隊頭車終於停下來了。隊長讓各小隊長按著各自要開荒的位置帶領隊員搭起帳篷。這裏什麼也沒有,隻有天空和一片長滿荒草的無邊大地,蚊蟲叮得我體無完膚。就在這時,我又染上了水痘,高燒不退說起了胡話。即便這樣,我還是天一亮就掙紮著想去開荒。見無法阻止我,隊友們幹脆就把我綁在了床板上,讓我好好休息。這時,周光亞場長來看我了,身後還跟著一位身材高大的陌生人。顧不上問這位陌生人是誰,我就向周場長訴起苦來。這時,那個陌生人問我:“這裏苦不苦?”我說:“苦啊,可這裏有黑土地呀。”他又問我:“北京好還是這裏好?”我說:“北京好,這裏更好。拖拉機一過去荒野就變成良田,就像變戲法一樣,可好玩啦。”後來我才知道,這名陌生人是記者,叫田流,他將這次會麵寫成《通北農場訪問記》,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後又被收入初中語文教材中,從此我的小不點名聲也開始被人們所熟悉。
開荒的日子非常苦。隨著開荒麵積越來越大,生活供應也越來越難。飯晚一點吃還可以忍受,在太陽的暴曬下,渴起來是非常難受的。渴急了,我喝過長滿苔蘚的小河溝裏的水,也喝過馬蹄溝中的雨水。真不知道現在若是喝了這樣不幹不淨的水會怎樣?可當時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秋天的時候,麥穗沉甸甸的。我被分配到剛剛從蘇聯進口的康拜因(即穀物聯合收割機)上當助手。站在收割台上聽著機器的轟鳴,能看到大片的麥子進入割台,脫粒後從送糧口掉進糧倉,大汽車拉著灌滿車廂的小麥直奔火車站,通過鐵路運往最需要糧食的地方。
在黨中央向全國發出抗美援朝的號令後,我們農場也不甘落後,年輕體壯的拖拉機手、農具手,尤其是部隊轉業來的人都踏上了去丹東拉大炮的行程,拖拉機也坐上了火車,很多人已經上前線了。為了搶收、搶翻地,給第二年種地打好基礎,我不但白天要用康拜因收大豆,夜裏還要幫別人搶翻土地。此時的我不再被當成孩子看待,而是被當成一名戰士了。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在荒地邊兒搭起了帳篷。北大荒的冬天來得早,中秋節還沒到就下起了鵝毛大雪,有時半夜幹完活回來休息,僅僅是一層薄油布的帳篷卻已被大雪壓得半倒,隻能喊起夥伴們重新支帳篷。在和大自然、和美帝國主義爭分奪秒的戰鬥中,我們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為鼓舞大家的士氣,周場長在馬架子改裝的俱樂部裏召開大會,我滿腔熱血地跳上主席台說:“我是小不點,今年16歲(那時都按虛歲算)。我不怕苦,也不當逃兵,我向大不點挑戰,看咱們誰能在這場戰鬥中勝利。我今年16歲,26歲,36歲,直到56歲我都要在北大荒戰鬥下去。”
重返北大荒 開辟新戰場
“三反”“五反”之後,我被從生產隊調到場部去當團委專職幹部。在鬱鬱寡歡和超重的工作壓力下,我病倒了,頻繁的抽搐使我瀕臨死亡,農場決定送我回北京。在北京中蘇友誼醫院,經過蘇聯醫生3個多月的精心治療,我出院了。媽媽的領導帶著我去頤和園、香山等名勝古跡,勸說我留在北京開公交車,或是去上學。經過輾轉反思,我決定還是重回北大荒。1953年春,通北農場建場時的總工程師王蔭波來農場代職。他問我:“想不想再開拖拉機?”我說:“連做夢都在想。”他就說那很好,快要建女隊了,你回去再重新當助手吧。就這樣,我又回到了生產隊。
1954年秋收尚未結束,傳來了蘇聯援建我國156個大型項目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建設一個大型穀物農場。這時的通北農場,經過幾年的建設,已經蓋起了大片新房和作業站,也有了新的俱樂部,工作、生活的條件已經有了很大改善。而開發一個新的荒原,建設一個新的農場,一切又要從頭做起,還要再去克服那些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去還是不去?我主動找到場長路有良,請求他給我一次再開墾荒地的機會。路場長人真好,建設大型穀物農場人員名單上有我劉瑛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