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感性批評轉向理性思考
傳媒史話
作者：胡丹 王豔萍
於右任不僅是著名的報刊活動家，也是我國現代媒介批評實踐的先鋒人物。針對民國初年我國報業發展的不足以及報界的各種現實問題，於右任發表了許多批評言說，從中可發現，於右任的媒介批評思想，不僅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感性，也有“不作過激之談，亦不作過偏之論”的理性;從感性到理性的批評思想轉變，不僅反映了於右任在不同曆史時期思想的轉變，同時也折射出我國現代媒介批評初興時期話語實踐的時代特征。
於右任的媒介批評實踐
於右任的媒介批評，主要是針對報紙造謠、報業同行傾軋、嚴苛的新聞政策展開批評。
1.批評新聞報道不真實
武昌起義爆發後，國內一些報紙在對戰爭情況未進行充分了解的情況下，刊登出一些不實的戰事新聞，並有報紙站在民眾對立麵，捏造謠言;1911年10月31日，於右任在《民立報》發表《謠言種種》一文，批評這些不實報道，並痛罵謠言的製造者“民賊愚民，真是可恨！”①
於右任在文章中還揭露出巴黎和會上外國有侵略中國的陰謀，英國報紙為此譏笑《民立報》為了擴大銷量而捏造和誇大事實。於右任又刊出《傷心語》，詳細解釋消息來源和強調新聞的真實，並對英國報紙進行反擊，批評英國報紙的誣蔑。
2.批評新聞政策嚴苛
於右任批評的矛頭集中指向新聞政策，其在《民呼日報》、《民立報》中發表《向官報乞哀書》、《想拿訪員者看》、《寧為玉碎 不為瓦全》、《嗚呼議員》、《議員對於道德上之責任》、《對議員賠禮》、《斷送今年》等十餘篇文章，批評地方官吏、清政府資政院議員對報人、報紙進行嚴苛管製。例如，《報以千金》一文批評浙江官吏懸賞千金捉拿《民呼日報》的訪員，是“老羞成怒，甘犯不韙，出野蠻之手段，專於訪事惟難”;②1911年，湖廣總督下令查封《大江報》，並逮捕主筆。於右任十分悲憤，他立即發表《江聲嗚咽》、《報館與官吏》等文章表達惋惜，認為遭封禁的原因是觸動了官場忌諱，將《大江報》譽為“真英雄”。這些批評文章語氣十分感性，比如，痛罵迫害報人的議員是“狗”、迫害報紙的官紳是“叩頭蟲”。
3.批評報業同行互相傾軋
辛亥革命爆發後，同盟會內部發生分化，代表各派利益的報紙也逐漸相互敵對，於右任主持下的《神州日報》被稱作“保袁黨”報。麵對報業同行的互相傾軋，於右任十分痛心，指責這是“兄弟鬩牆”的行為，他批評政黨報紙這種行為是自損黨德，並認為報紙玩弄政治，實在是國家的不幸，他提出：報紙立言，應當以利國利民為準則，以策進社會為目的，新聞記者在這之間，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③
從感性批評到理性思考的轉變
於右任在辦報實踐中，不畏強權、心懷天下、嫉惡如仇，願意為爭取新聞自由而犧牲自己;對待官場惡勢力的迫害與媒介不良現象，敢於正麵進行批評與揭露，多行“三千毛瑟之言”，④因此，他的言說中有許多感性批評，例如，斥責捏造謠言的報紙是“民賊”；敢於將箝製新聞自由的資政院議員喻作“畜生、狗類”；將迫害報人的地方官吏罵作“叩頭蟲”；寧可坦然接受封禁追捕命運，“寧使讓官場恨我，不欲使國民棄我”，⑤也要堅持報道原則；於右任屢屢在文章中標榜“寧為牢中之囚犯，不作誣善隱惡之記者”的高誌，強調“寧為玉碎 不為瓦全”的決心；⑥麵對報紙屢遭封禁，他泰然處之，樂觀地聲稱要繼續鬥爭：“今年種種事一筆勾了，問者諸君，明年再見。”⑦
這些感性批評多出現於晚清時期，在這個時期，一方麵，於右任受自身的鬥爭與叛逆意識影響，他在青年時代，就欲作“駭世”之舉，寫信給陝西巡撫，求他趁機手刃正在陝西避難的慈禧太後;另一方麵，於右任追隨孫中山之後，革命意識愈見成熟，為宣傳民族革命，激發民眾革命，於右任大膽敢言，為民請命，揭露地方官吏的罪惡毫不留情。
在革命初成之後，於右任批評思想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飛蛾撲火”般的熱情，轉向了“不作過激之談，亦不作過偏之論”、“不欲掛一怒氣衝天之招牌”的理性。《民立報》出版之後，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各種派係的報紙互相攻訐。於右任在此時發表了一些支持袁世凱、不滿報界對袁世凱群起而攻之的文章，因此被許多政黨報刊批評為“保袁黨”。麵對這種狀況，於右任撰文《於右任答某君書》以闡明其誌，在該文中，他再次表達了對《民立報》的期望：“我之期望《民立》，欲《民立》為東方《泰晤士》也。所不同者，彼保守的，而我進步的耳。故第一入手方法，務在養成立言信用，不作過激之談，亦不作過偏之論。”⑧在這樣的期望下，於右任批評同行之間互相傾軋，以罵服人，是自損黨德，並認為報紙“漫然作怒氣衝天”之文章，並非利國利民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