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右任批評思想開始呈現出職業理性的光輝，他倡導“有聞必錄”，多用新聞報道，不再輕易作過激之言論。究其原因，一方麵，是因為當時《警鍾日報》、《國民日日報》等進步刊物接連被封禁，讓於右任不得不接受教訓;另一方麵，是於右任“顧全大局”意識下的愛國表現。從於右任與友人張薄泉的對白⑨可以看出，民國成立之後，出於對革命形勢的理性判斷，於右任認為“自由主義”在中國難以馬上實現，共和國的根基十分不穩，隻有先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真正獨立，才有逐漸追求新聞自由的可能，於右任不滿報界對袁世凱、唐紹儀群起攻擊的原因，也正在於此。他認為在國家風雨飄搖之際，報紙的正確做法，應從建設的角度來立言，而不是一味批評謾罵。
從根本上說，於右任批評思想的轉變，與他對國家、對民族的強烈責任意識有著莫大的關係。於右任在晚清時期，堅持“吊民伐罪”的輿論觀，堅持“蓋本報代表輿論者也，輿論所是者則是之，輿論所非者則非之”的思想，⑩堅持“吾認公理，不認議員！”的正義。⑾到民國初建之時，為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大局，他又能“不作怒氣衝天之文章”，進行理性思考。可見，於右任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青少年時代師從毛班香等名儒，極愛閱讀文天祥、黃宗羲等人的文章，民間的疾苦讓他感同身受，愛國情懷溢滿胸膛。後於右任赴日本考察並學習辦報經驗，歸國後積極參與辦報實踐，這些經曆促使其批評思想轉變並走向成熟，不僅能逐漸認識到報紙對社會的進步作用，同時切實為此展開媒介批評實踐，從而成為清末民初時期現代媒介批評實踐的先鋒人物。
清末民初是我國現代媒介批評的初興時期，從感性走向理性，不僅反映了於右任在不同曆史時期思想的轉變，同時也折射出這個時期媒介批評實踐的時代特征——“五四”之前，批評者個性色彩的印象式點評，頻頻出現於媒介批評文本，批評缺乏調查研究和學理分析，批評者更注重從自身的現實情懷、革命需要出發去批評媒介;直至“五四”時期，批評者的職業批評意識興起，學理性的批評才逐漸出現，並在促進媒介及社會進步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成果，項目批準號：12YJC860016】
注釋：
①於右任：《謠言種種》[N]，《民立報》，1911年10月31日
②於右任：《報以千金》[N]，《民呼日報》，1909年6月10日
③⑧⑨於右任：《於右任答某君書》[N]，《民立報》，1912年9月13日～19日
④於右任：《〈民籲日報〉宣言書》[N]，《民籲日報》，1909年10月3日
⑤於右任：《想拿訪員者看》[N]，《民呼日報》，1909年7月5日
⑥於右任：《寧為玉碎 不為瓦全》[N]，《民呼日報》，1909年7月28日
⑦於右任：《斷送今年》[N]，《民立報》，1911年1月26日
⑩於右任：《敬謝浙江官場 忠告浙江官場》[N]，《民呼日報》，1909年6月9日
⑾於右任：《嗚呼議員（三）》[N]，《民立報》，1911年1月11日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