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這些也是他個人心中早作的決定，但他絕不居功，讓優秀的部屬不要被自己的光芒所掩蓋，使每個人才都能樂於發揮自己的智慧，用心於公事。三國鼎立中，蜀漢力量最小，但人才最多，所以才有力量屢次向曹魏攻擊。這些優異的人才，的確都是因諸葛亮“不居功、不情才；虛心納諫的作風，才能獲得。北宋大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諸葛亮詩》中便寫道：“區區庸蜀文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廣。明代大儒方孝孺也評論道：“諸葛孔明之為相，敏然虛己，以求問己之示，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也。”
諸葛亮的政治思想，是法儒混合體的。他重視製度，擬定管理條例時，必須以理性立場，現人人都可能為惡，嚴格執行所有的法令，陳壽便稱他刑法和政令都很嚴峻。但執行上他則重視領導，在上者必須為人君、為人師、正己才能教人。《便宜十六策》的《治國篇》：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上則東正矣。本者，經常之法覦矩之要也。這段文字；明白顯示製度的重要性，國家有國家製度，家庭有家庭製度，這是治理的根本。
《君臣篇》則寫道：君以施下為六，臣以事上為義，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援臣，上下好利則民易使，上下和順，則君臣之見矣；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君臣上下，以禮為本，父子上下，以恩為親，夫婦上下，以和為安。這段文字則顯示諸葛亮之重視身教。身教重於言教，領導者不可光說不練，做好榜樣，才能使政令貫徹，這便是他以身作則的儒學精神。
諸葛亮嚴格要求自己遵守本分，一絲不苟。赤壁之戰時，奉劉備之令到東吳，孫權愛其才，要諸葛亮之見諸葛謹設法留下諸葛亮。但‘知弟莫如兄‘的諸葛謹表示：“我弟弟諸葛亮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於東吳，猶如我諸葛謹不會投靠其他地方一樣。”後來，諸葛謹出使蜀漢，諸葛亮也隻像接待他國使臣的禮節來對待多年不見的“老哥”。除公事會麵交談外，兄弟倆從未私下接觸過。諸葛兄弟徹底遵守人臣之節，是中外古今難見的。身處戰亂之世，如果不懂得如此審慎，勢必會遭人猜疑，而影響任務的完成。
相同的，劉備不但稱讚諸葛亮對自己是“如魚得水”，還將身後大事完全委托諸葛亮，毫無猜疑，相信他對諸葛亮的人格必有相當深入的觀察。不過，諸葛亮雖大權在握，卻非常懂得自製，南征回來後，聲望達到空前，使另外一個輔佐大臣李嚴深為疑慮。故意寫信建議諸葛亮趁機進爵封王，接受九錫。對這件事，諸葛亮坦然地表示：我是位東方才能低下的上人，輔佐先帝，井不勝任，但卻承蒙錯愛，位居人臣之首，所得的祿賜也夠多了，如今討賊尚未奏效，知己之恩未報，便妄自尊大，乃與義不合，對我沒有好處的…
裴鬆之注解《三國誌》時，認為諸葛亮擁有大權，卻不失節製，絕不跋扈欺上，代替皇帝行事，因此很少人會懷疑他有篡位自立的野心，的確做到“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在蜀中這種好擺龍門陣好拉關係的社會環境裏，實在是不簡單的事。
當然也有對他大權獨攬深為疑慮的人，廖立、李嚴、張裔雖頗不服諸葛亮，卻還相信其人格。但有位叫作李邈的官員，充分表現對諸葛亮的反感，常自作聰明的分析，諸葛亮這種權臣，功高震主，有天一定會和皇帝產生權力衝突。到時候不是篡位，便是身敗名裂。諸葛亮聽到了，一點也不生氣，反而把李邈視為自己的監察人，暗自警惕，不可有越分的表現。及諸葛亮死後，李邈仍不放鬆，他上疏後主表示：“諸葛亮身仗強兵，狼顧虎視，野心勃勃，又長年鎮守邊疆，臣常擔心會發生意外。如今諸葛亮已死，劉氏政權從此得保，西戊也可以靜息，全國大小應為之慶祝才對啊！”劉禪和蜀漢大臣們正為諸葛亮的噩耗哀悼，見此疏文，自然大發脾氣，認為李邈惡意詆毀公忠體國的賢臣，立刻將他下獄治罪由於再也沒有像諸葛亮這種會保護自己政敵的人替他求情，李邈便被處以死刑。
諸葛亮生前為官清廉，清心寡欲，以身作則，力求改變東漢官員企圖享樂、浮華淫逸的官場風氣。他生活十分儉樸，並常以春秋楚相孫叔敖自比，從他在最後北伐前給劉禪的上疏中，公布自己的財產，便可看出這一代權臣、名相是如何的刻苦自持，以端正社會風氣。
為了反對東漢以來厚葬風氣，諸葛亮遺命將自己安葬於前線的定軍山下，不必運回成都舉行國葬，以免浪費鋪張。他還明確表示，殯儀從簡，依山造墓，能容下棺材即可，人殮時穿平常衣物，必有隨葬器物。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能有此心胸，在人的最後階段仍堅持原則，力行儉樸風氣，實在難能可貴。
諸葛亮相信治國必先治家，所以對自己的子侄要求至為嚴格。他到四十六歲才得子，所以早年便將兄長諸葛謹的次子諸葛喬過繼自已名下。諸葛亮北伐時，諸葛喬也跟隨到前線，為加強其鍛煉，諸葛亮特別安排他擔任山區押解軍糧的工作，相當辛苦。要冒風雨。又有跋涉崇山峻嶺的危險。在寫給諸葛謹的書函中，諸葛亮特別提到這件事：“喬兒依道理是可以留在成都的，但現在諸將的第二代子弟。都在前線運送物資，大家應該同甘苦才對，所以我特別令他率領五百多名兵士，和眾子弟們相同，擔任運糧工作。”很不幸地，諸葛喬在街亭之役時，為保護糧侏安全，在撤兵過程中，和敵人力戰而死。
到了晚年，對自己的嫡子諸葛瞻，管教上仍非常嚴格，在給諸葛謹的書信中，提到：“瞻兒現已八歲，聰慧可愛，但嫌早熟了些，恐怕成長過程中，會鍛煉太少，而難成大器”。他希望以更多的要求和磨煉來教導成長中的孩子。
諸葛亮學識廣博，並有獨立思考的習慣，絕不使自己的思想拘於一家之言，因此他強調治學要博取眾家之長。不少後世儒家，認為諸葛亮“其事雜，其法賅，其道混”，認為他的思路不純，雜亂無章，其實是門派之見而已。在《誡子書》中諸葛亮明白表示自己治學和修心的想法：“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治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他強調修心在於寡欲。多學才能長才，要立有遠大誌向，不斷要求自己，治學和修心才能真正成功，這也是諸葛亮鞠躬盡瘁的基本精神。
雖然在官位和權力上一路順風，但在事業上，可謂曆盡坎坷。為實現早年“清流派”的理念，他選擇劉備做為自己終生效奉的老板，剛步入社會，便遭到“一代軍事奇才”曹操的大軍壓境。真正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但不管如何挫折，這位年輕的軍師，拒絕孫權的引誘，仍堅持在劉備集團中，奮戰到底。在最艱國的時段裏，這位企劃部最高主管，卻做好了‘三分鼎立‘，建立‘國際級大企業‘的規劃，並且－一付諸實行，不但反敗為勝，而且讓劉備集團完全脫離‘危亡‘的困境，這不能不說是諸葛亮的功勞。
但緊接而來的“失荊州”、“敗亭”‘、“白帝托孤”“南中叛變”一個接一個的打擊和挫折，使新生的“蜀漢”政權又有夭折之慮，因而諸葛亮不得不挺身而起，單肩獨挑大任以求力挽狂瀾。劉禪年紀輕，又無經驗，加上劉備有遺命在先，諸葛亮大可取而代之。但他卻能做到心無二誌，全心輔佐劉禪，在當時三國中的輔佐大臣裏，諸葛亮的權力最大，擔子最重，困難也多。為克服所有的困難，打開蜀國發展的契機，以報答劉備知遇之恩，諸葛亮日夜思索，戰戰兢兢地工作著，他不但承擔了全**政大計的決策和推動，並親自監督興修水利、橋梁、道路，驛舍等工程；組織養蠶、織錦、煮鹽、冶鐵、鑄錢等重要事業；還親自規劃設計木牛、流馬等新式作戰工具及武器。每樣工作都是開創性的，無前例可循，不可能交代他人，必須自己摸索，所以他大小事並抓，“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丞相府有人，擔心他的健康，曾勸他不要太辛苦，並以丙吉、陳平的故事，強調丞相隻要負責決策便可以了。諸葛亮自然非常清楚這層道理，但問題是一切未步入軌道，他不但要決策，而且要徹底監督執行。何況不自己參與，決策可能會閉門造車，所以隻好辛苦地翻閱所有的資料，以求確實地貫徹政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