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誌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誌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依、董允等，此皆良實，誌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谘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谘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依、允等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複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複之言，則責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雲。
中學時代裏，這篇文章曾經很好的背誦過，今日竟然大多數的語句都模糊不清，不禁讓人感慨！
諸葛亮謙虛、謹慎、認真又盡職，或許談不上雄才大略，但在實務管理上幾乎是第一流的，人格、擔當、技巧也的確無懈可擊，稱得上是中國史上傑出的政治人物。
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消息傳人蜀中之後，曾因驕奢無度、被諸葛亮賽後主劉禪廢為庶民的前長水校尉廖立，正徙放於漢山，聽到噩耗，大為哀痛地表示：“諸葛丞相死，我一輩子都要老死在這兒了！”
因為偽造軍情被廢為庶民的前尚書令李平（李嚴），聽到諸葛亮去世的消息，更傷心得發病而死。李平被流放後，經常對友人表示，相信有一天諸葛亮一定會原諒他而再度重用他的。
原蜀中大老張高，本來對以空降部隊掌握蓋州大權的諸葛亮頗不服氣。但在出任丞相長史，和諸葛亮朝夕相處後，不禁感歎道：“明公（諸葛亮）有賞時，遠方之人隻要有功，絕不會被遺漏，懲罰時，隻要有罪，再親近者也逃不掉；爵位絕不予無功之人，刑罪也不避尊貴大官，所以賢人、愚人均可感受他的大公無私而努力工作，不去計較個人利害。”
且不以成敗論英雄，諸葛亮光是這種讓政敵都感動的磊落政風，的確稱得上古今難得的大政治家《三國誌》作者陳壽，在《諸葛亮傳》中的最後總評道：諸葛亮為相國，安撫百姓，倡導禮儀規範，裁減官員，尊崇製度，開誠心，布公道。做事盡忠而有益社會者，雖是仇人也必有獎賞；違犯法令而做事怠慢者，雖是親人也一定處罰。承認錯誤，努力改過向善，雖是重罪，也會加以原諒；巧辯脫罪，變本加厲，雖是輕罪，也必加以戮誅。善再小也必會受到獎賞，惡再小也必會遭到貶滴。處理行政工作以精練為主，重視事情的本質，要求事事確實，對虛構好表現者常公開責備。是以邦域之內，皆敬畏又熱愛之，刑法和政令雖嚴峻卻毫無怨恨者，以其用心公平麵勸戒明確也。稱得上是懂得治理之道的長才，即使管仲和蕭何，也比不上他。
諸葛亮雖然對兵法和軍事學，有相當深刻的研究，但實戰方麵的才氣的確不是太高，一生中敗戰多於勝戰，除了早年自己當“配角”的當陽之役，幾乎淪於潰敗外，其餘的情況倒還尚能掌握得住，戰敗以後的損失均不大。不過，諸葛亮的確是策略規劃長於戰術應用，陳壽批評他應變技巧不足，是相當有道理的。
由於小說的渲染，將諸葛亮塑造成“未卜先知”的“半仙”，讓人覺得他事無巨細，大小通吃（因為別人的智慧差他太多），甚至因而誤解諸葛亮獨斷獨行，不懂得用人和培養人才，所以最後才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其實，諸葛亮無法達成恢複漢室的宿願，倒不是他治理蜀國效果不彰，除了蜀國本身的實力太弱外，應歸於對手太強（曹操、曹丕。司馬懿、孫權的確皆是一世之選）以及本身運氣不佳所致。曆史上的諸葛亮不但有陳壽所言“大公無私，令人欽佩”的人格和政風，而且他謙虛下人，廣納各方意見，對人才的培養更是不餘遺力。
在《出師表》中，諸葛亮特別強調“斟酌損益，進盡忠言，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諸葛武侯集》的《便宜十六策》中他寫了一篇《納言》，表示：“納言之政，謂之諫淨，所以采眾下之謀也”。主張在上者應廣納部屬之言，才不至於“失政”.
另一篇《視聽》中更表示：“為政之道，務在多聞，是以聽察采納士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目當其目，眾音住其耳。故人君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是以人君拒諫，則忠臣不敢進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
雖然，《便宜十六策》有不少史學家以其文體認為可能非諸葛亮親筆作品，但身為丞相日理萬機，由“秘書”代筆，將其意思作完整表達，以見之於“公文”中，的確有可能。即使如此，文辭或許不‘“真”，但精神仍是諸葛亮的。
諸葛亮不但說，而且也徹底地去做。出任宰相後，他特別在丞相府中，成立“參署”的機構，其目的在於“集思廣益”，以采納更多人的意見。《董和傳》記載諸葛亮敘述他和董和共事七年的感言中表示：“董幼宰（董和字）和我共事七年，碰到事情決策有不周到的地方，他一定會反複表示他不同意的看法，因此我們常往返地討論再討論，有時甚至十餘次之多。如果大家都能象董幼宰一樣勤懇認真，不但對公事有好處，也可以使我在作決策時，不致造成太大錯誤。”
他談到早年和朋友相處的情形。徐庶是位頭腦清晰、絕不馬虎的益友；與崔州平交“屢聞得失”；後來的胡濟更是“數有諫止”.這些朋友都是以提供“諫言”，而讓諸葛亮深為感激、終生難忘。他更客氣地表示，自己“資性鄙暗”，所以有時無法完全理解和采用，但他和董和、徐庶、崔州平及胡濟四人的關係始終合好，因此鼓勵大家敢於直言的精神。
最令人感動的是第一次北伐失敗，諸葛亮在漢中前線向北征軍團公布的（勸將上勤攻已缺教）之文，公開表示希望今後請將士能勤於攻擊諸葛亮的缺點，才算忠於國家的人。他曾聽從楊洪的建議，急速派兵馳援在漢中和曹操陷人苦戰的劉備，以穩定北方防務；征求鄧芝和孫權的策略；遵從馬謖“攻心為上”戰略，作為南征蠻夷的主要精神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