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歧視叫做“意圖上的歧視”，也就是說並不像第一種歧視一樣，明確地拿性取向作為一種歧視的理由，而是使用我們說的一種“幌子”來作為歧視，比如說它使用的特征並不是明確是同性戀，但是和同性戀的特征是有必然、直接的聯係，把它作為一種歧視的依據，另外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把決策權下放，使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隨意來歧視，也就是說不需要給予任何理由就可以剝奪一些權益。這樣的一種歧視，很難完全地排除，因為首先非常難以發現，另外如果有這樣的歧視行為，個人很難證明這是一種性歧視行為，這個時候需要有一種非常設計良好的執法係統，能夠對決策當中的微妙地方很敏感，並且作出反應。
第三種歧視在我們美國叫做“間接影響傷害”，也就是說並不是有誰試圖傷害某一個群體，或者是故意有意識地進行歧視，而是由於僵化觀念或者刻板觀念，使他的行為和做法帶來了實際上是歧視性的後果。比如說企業在雇人的時候要求員工不能低於1.5米，心裏並不是想著我要歧視婦女或者是歧視個頭不是很高的少數民族，他也許不是故意要做的，隻不過是作為競爭條件，這實際上造成歧視的後果。再比如說，公司沒有說歧視同性戀者，但是公司所有的福利、待遇都是給和異性戀結婚的人士的，考慮到很多同性戀者會終身不和異性結婚，結果就讓同性戀者沒有獲得應該獲得的一些待遇。我們在考慮歧視問題的時候應該將所有這三種歧視都考慮進去。
徐玢：雖然記載和報道的不多，但是這不意味著中國是沒有同性戀歧視的。比如在1997年的時候，有一個廣東的女醫生，她結婚之後，才發現自己是女同性戀，當時和丈夫提出了離婚，然後遭到了丈夫的毒打，發生了家庭暴力，丈夫到她的單位告發了。但是1997年在中國同性戀還是屬於精神變態，所以這個女人不可能向法律機構請求援助。所以這樣的事件在過去不時發生，隻不過是沒有人能夠敢於揭露、公開。而跟直接歧視相比，一些隱性的歧視在中國更加嚴重。一些表現在大多數同性戀者，在今天的中國還是在真正的恐懼中，而不能把身份公布於眾。
比如在2004年夏天有一個很小型的在北京的調查，調查公眾對同性戀的態度。隻有16％居民認為這是一個個人的可以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剩下的居民認為要麼是有罪的，要麼是變態的。雖然像很多專家指出變化很大，比如說去年夏天，在大學校園裏調查顯示將近50％的人認為是一種個人的生活方式。不過在中國很多歧視是隱性的，歧視有一張很溫和的麵孔。在2005年夏天我們對北京同性戀做了調查，顯示了社會壓力，最大的社會壓力是跟父母的關係。
而第二大生活壓力就是來自於職業，過去當同性戀是精神疾患的時候，我知道一些故事，單位可以直接以同性戀的名義將他們開除。近幾年很少聽到有單位和社會直接解雇員工是由於同性戀的原因，至少不把這幾個字說出來。當然他們也不願隻是以同性戀的這個原因去開除他們，他們覺得這會給他們帶來麻煩。所以很多同性戀者在職場是深深地隱藏著自己的身份。
比如一個男同性戀者朋友告訴我，他永遠不會在公司裏做出一些動作，而在和自己的男友之間會做出。如果他有一天跟他男朋友在大街上依偎，在男朋友的懷裏的時候，碰到他們的同事或者老板，可能同事會心髒病發作。很多同性戀者必須留在職場，於是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和精神壓力。而另一點則是可能職場很困難，因為有和異性結婚的壓力，因為朋友不斷地問，你有沒有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公司聚會，這是非常難逃避的。中國同性戀中假裝婚姻，非常盛行。不多講了，下麵講可能做的應對策略。
（1）我們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這個人群生存狀況，麵臨的社會壓力，可能的歧視案件。前一陣子，有幾個朋友在談論，希望能夠組成專家研究團隊，能夠對中國的同性戀做總體的研究，做出報告。其中包括生存狀態，包括有關的同性戀，比如每年或者是每兩年一次。這樣的報告也將會是非常好的參考資料給政府參考，來製定、修改或者考慮相關政策的文件。
（2）同性戀社區應該建立友好的支持體係，應該包括同性戀社區自身，包括各地的同性戀小組，包括法律專業人士、醫療衛生服務人士、媒體和政府。
（3）在同性戀社區內部進行宣傳、教育，應該讓他們自己能夠接受自己的生存，明確知道作為公民的權利，而且能夠知道如何行使權利。
賀衛方：我想首先從一個外行的視角簡要地談一下自己對於會議主題的看法。中國在涉及到同性戀或者同性婚姻問題上麵，有非常大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