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增長與出生率的增長幾乎沒有多大關係。人口的增長應歸因於死亡率的減少，而死亡率的減少，一方麵是由於醫學上的進步，但更主要的還是由於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欣欣向榮的景象。從1841年英國開始記載人口出生率時起，到1871年和1875年止，出生率幾乎是穩定不變的，後期曾達到35，5％的最高點。在此期間，發生過兩個重大事件。其一是，1870年頒發了教育條例；其二是，1878年布雷德洛對宣傳新馬爾薩斯學說一事提起公訴。因此，從這時起，出生率開始下降，起初還很緩慢，後來就演變成災難性的了。教育條例是造成這類情形的主要原因，因為生孩子不再是有利的經濟動機了，而布雷德洛則提供了造成這種情形的手段。1911～1915這5年間，出生率下降到23，6％。1929年第一季度，出生率競一落而為16，6％。英國人口雖然由於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已開始緩慢回升，但很快就會達到一成不變的程度。法國人口早已處於不變的狀態，這是我們眾所周知的。
在整個西歐，出生率下降是相當普遍且極其迅速的，隻有類似葡萄牙那樣落後的國家不在此列。出生率下降在城市比在農村更為明顯。最初，這種情形隻存在於富人中，但現在已蔓延到整個城市和工業區的各個階層。窮人中間的出生率要高於富人中間的出生率。但是，如果把現在倫敦最貧困區域的出生率和10年前最富裕區域的出生率做一番比較，前者卻要比後者低得多。眾所周知（雖然有些人不肯承認），這是實行人工流產和使用避孕法的緣故。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這種保持人口穩定不變的方法會停止使用。這種方法很可能會繼續使用下去，直到人口開始減少，甚至最終可能導致大多數文明民族的滅絕。
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要想產生良好的效果，就必須明白我們的目的所在。在經濟技術的任何特定狀態中，都存在著卡爾·桑德斯所說的最佳人口密度，即能使每個人獲得最高經濟收入的人口密度。如果人口低於或高於這個密度，那麼經濟福利的基本水準就會降低。總而言之，經濟技術每提高一步，最佳人口密度也會隨之提高。在狩獵時代，每一平方英裏一人比較適宜，而在一個發達的工業國家，每一平方英裏數百人也沒有過多之虞。然而，我們完全有理由說，自歐洲戰爭以來，英國已存在著人口過多之患。我們不敢說法國也有同樣情形，更不能說美國也是如此。
但是，在法國或任何西歐國家，也許都不會由於人口的增長而提高他們的平均收入。因此，從經濟角度出發，我們沒有理由希望人口增長。那些懷有這種希望的人往往出於國家軍國主義的動機，所以他們所希望的人口增長是難以持久的，因為他們一旦得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戰爭，這種願望就會煙消雲散。因此，這些人的實際立場是，與其用避孕法去控製人口增長，倒不如通過戰場上的死亡來實現這一目的。凡是認真思考過這一問題的人，斷然不會持有這種觀點，因此那些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純屬胡思亂想。撇開與戰爭有關的那些論點不談，我們很高興看到，控製生育的方法正在使文明國家的人口趨於穩定不變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