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主要目的是補充世界的人口。有許多婚姻製度對這一目的未免太盡責了，但是許多婚姻製度卻又未免太不盡責了。我在本章進行的有關性道德的討論，就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在自然界中，一隻大型的哺乳動物，維持生命的首要條件就是需要一個較大的區域。因此，大型野生的哺乳動物的總數是很少的。不錯，牛和羊的數量雖然很多，但這是由人為的因素造成的。人的數量是任何其他大型哺乳動物所難以企及的。當然。這是由於我們有生存技能的緣故。弓箭的發明、反芻動物的馴化、農業的開發和工業革命的出現，所有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每平方英裏人口的生存數目。據估計，經濟的發展最終都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其他方麵的發展多半也是為了這個目的。人類智力用於發展人口勝過用於任何其他單一目的。
正如卡爾·桑德斯所指出的那樣，人口數量通常沒有多大變化，19世紀所出現的人口增長實屬極為偶然現象。我們也許會說，當埃及和巴比倫使用水利和農耕方法的時代，也曾出現過類似的情形。可是縱觀整個曆史，這種情形大概是再沒有發生過。對19世紀以前人口的統計都是推測的，但在這一點上人們卻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人口的陡增是一種罕見和偶然的現象。至於說現在在大多數文明國家中，人口又趨於穩定不變。這隻意味著這些國家已經擺脫了非常狀態，又恢複了人類的一般習慣。
卡爾·桑德斯在他撰寫的一部有關人口問題的著作之中就曾明確地指出，自動控製這種方法在所有的時代和地區，在保持人口穩定不變的問題上幾乎都在起作用。這種自動控製比因大量死亡而減少人口更為有效。在這裏，也許他有點言過其實。例如，在印度和中國，人口之所以不會陡增，似乎死亡率高是主要原因。中國固然缺乏這方麵的統計數據，但印度還是有的。在印度，人口出生率雖然很高，但人口的增長卻比英國還要略微緩慢一些，卡爾·桑德斯本人也曾指出過這一點。這主要是由於在印度兒童的大量死亡、瘟疫及其他嚴重疾病所致。我相信，假如我們能夠得到中國的統計數據，我們將會發現中國也是類似的情形。然而，除了這些重要的特殊情況之外，卡爾·桑德斯的理論總的來說無疑是正確的。
人們使用過各種限製人口的方法，其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屠殺嬰兒。在宗教不加幹涉的地方，這種方法得以極為普遍的應用。有時這種方法甚得人心，以至人們在接受基督教時，竟要求基督教不能幹涉屠殺嬰兒。杜克霍波人曾因拒絕參軍而與沙皇政府發生衝突，其理由是，人的生命是神聖的。後來他們又與加拿大政府發生了衝突，因為他們讚成屠殺嬰兒。
當然。其他方法也是很普遍的。在許多民族中，女人不但在懷孕期間，就是在哺乳期也不能有性交活動，這種狀況往往要持續兩三年。無疑這會極大地限製住女人的生殖能力，尤其是在野蠻民族中間，因為他們要比文明民族衰老得更快。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實行一種極為痛苦的手術，這種手術能夠極大地破壞男性的生殖能力，從而達到限製生育的目的。我們從《創世紀》中了解到，在古代至少有一種明確的控製生育的方法，為人們所熟知和實行。然而猶太人不讚成這種方法，是因為他們的宗教是反馬爾薩斯的。人類通過這些方法，避免了因繁殖過快而引起的饑荒，也就避免了滅頂之災。
盡管如此，饑荒在減少人口一事上，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非常原始的條件下，饑荒的影響也許並不如在一個不很發達的農業社會中那樣大。1846～1847年，愛爾蘭發生了極為嚴重的饑荒。從那以後，愛爾蘭的人口就再也沒有達到過饑荒前的水平。在俄國，饑荒更是屢見不鮮，1921年的那次饑荒至今我們每個人都記憶猶新。1920年我在中國時，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都在鬧饑荒，其嚴重程度和第二年發生在俄國的饑荒不相上下。但是，中國災民所得到的同情要比伏爾加災民所得到的少得多，這是因為他們的遭遇不是共產主義造成的。以上事實表明，人口的增長有時確實會達到甚至超過糧食的供養極限。然而，這主要發生在那些糧食銳減的地區。
凡是是信仰基督教的地區，總是要取消一切限製人口增長的方法，節製性欲的方法除外。屠殺嬰兒那是理所當然要禁止的，人工流產也是要禁止的，而且一切避孕措施都是要禁止的。的確，那些牧師、僧侶和修女都是信守獨身主義的，但是我認為，在中世紀歐洲，這些人的數目並不比現在英國的未婚女子多，因此，他們在控製人口增長一事上並未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把中世紀和古代進行比較，那麼中世紀因饑荒和瘟疫而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恐怕要更大些。其實，人口的增長是十分緩慢的。在18世紀，人口的增長率隻是稍有上升，但是到了19世紀，情況發生了巨變，人口增長率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據統計，1066年，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每平方英裏有26人；1801年時，人數增加到153人；到1901年，人數增加到561人。這樣，19世紀的人口增長要比從諾曼人掠奪時期到19世紀開始時的人口增長快了將近4倍。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增長並不能說明事實真相，因為在此期間，不列顛民族正在掠奪以前被少數野蠻人居住的大片領土，從而開辟他們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