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廷堅持認為，藝術史從來都是西方的（而且是文藝複興之後的西方），它借助曆史的方式來研究藝術。這並不是說非西方地區沒有藝術的曆史，而是關於藝術史的現代主義敘述模式是由西方開創並傳播的。這種模式在麵對當今日益全球化、市場化的藝術現象時，無論是其記敘模式還是闡釋方法都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現代派倡導的“世界藝術”（world art），仍然是以西方為主導，試圖以統一的、普遍的藝術史去囊括世界上存在的藝術現象，同時傳播現代主義的藝術觀念，“中心與邊緣”、“高與低”、“去語境化”是這種觀念必然攜帶的價值判斷。所謂的“全球藝術”史實際上並不能看作是全球藝術的曆史，它並不是一個地域概念，而且全球藝術史的出現在貝爾廷看來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也就是說，是在當代藝術的時間和內涵的限定之下的。全球藝術關注藝術的特殊變化，關注藝術市場、博物館等藝術機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作用，“這個術語暗示的是將當今觸角伸向全球範圍的藝術史視為一種方法和學術規則”[6]17。
這種“方法和學術規則”也並不是沒有受到質疑，是否可能有這樣一種全球性的藝術（界），是否存在、在什麼意義上存在一種全球性的藝術（界）？2005年春，芝加哥藝術學院組織的一場國際學術探討會即以“藝術史是全球性的嗎？”（Is Art History Global？）為主題。參加會議的藝術史研究者來自不同的國家，會議同時邀請了許多活躍的藝術史學者和評論家對會議論文和圓桌討論進行點評。在集結的文集《藝術史是全球性的嗎？》的導論《作為全球性學科的藝術史》中，會議組織者詹姆斯·埃爾金斯（James Elkins）列舉了十種論據，[6]3-23其中五種認為藝術史也許是不同實踐之間的妥協，雖然共享著同一個名字，但藝術史並不是全球性的，其內部異大於同；另外五種認為藝術史應該被當作是一種單一的、緊密相連的事業，它應該是全球性的，或者正在成為全球性的。盡管與會學者的背景、研究興趣各不相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時有相左，但他們都承認的一點是，全球化問題已經成為藝術批評和藝術史中最迫切的問題。這本關於藝術史的全球性問題的關鍵性讀本並沒有給出答案，隻是呈現了問題的複雜性。當西方學者在談論“藝術史的終結”的時候，非洲的研究者表示“我們的藝術史才剛剛開始”；當東方的學者認為西方藝術史/藝術理論的介入衝擊了本土的藝術和理論時，拉丁美洲的學者認為他們融入這種話語體係完全沒有障礙。同時，更令研究者們擔憂的是，所謂的“全球藝術”是否是一種新的話語霸權？各國爭相設立藝術學院，是否麵臨這樣一個危險：即一種統一的實踐在世界範圍內流行並將設立一種“全球”的標準？
這場學術會議雖然在談全球性，實際上著眼更多的還是地方性，強調地方特點與全球性之間的矛盾。但在貝爾廷看來，全球藝術並不是一種單一的概念，他要反對的恰恰是一種統一的標準。“全球藝術”的提出，是為了與“當代藝術”、“世界藝術”相區別，強調在當下藝術環境下，藝術的跨國交流等諸多現象。“全球”意味著語境的消失，“藝術不是在再現一個語境，語境或者焦點消失了，而藝術又因為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地方主義、宗教化等逆全球化運動而帶有自相矛盾的特征”[6]16。我們批評80年代諸如“大地魔術師”之類的藝術展，認為其展出的非西方作品是剝離了其原初語境的意義的，但現在，作品在本國內是否持有原語境的特征都是值得懷疑的。現代藝術史模式走向尾聲、藝術的發展超出藝術史設定的框架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開放性的、不確定性的甚至是無把握性的一個新時代，“全球藝術”的觀念也隻能從整體上、宏觀上去描述當下某些藝術現象，並不能為具體的研究提供範式。漢斯·貝爾廷和他的研究團隊在德國卡爾斯魯厄新媒體藝術中心做了一係列的試驗，通過全球藝術與博物館項目考察博物館等藝術機構在全球藝術語境下發揮的作用，嚐試對當代藝術有爭議的邊界問題進行記錄，討論全球化進程如何影響了當今的藝術界。關注藝術作品、關注跨學科研究是他們倡導的研究方式，在貝爾廷看來，當下藝術研究的問題不在於“要麼——要麼”，而在與“不僅——而且”，藝術科學可以參與一種跨學科的話語，它對這種話語具有一種特殊的才能。[3]359
結 論
從80年代對“藝術史的終結”的論述，到對當代藝術狀況的審查，到“全球藝術”理念的提出及其相關實踐，漢斯·貝爾廷對當代藝術的討論圍繞著藝術與藝術史的關係而展開，其研究具有較好的連貫性和持續性。舊的敘述模式雖仍然具有價值，但麵對新的藝術環境，新的話語需要被建立起來。盡管備受爭議，貝爾廷始終關注著藝術研究領域的理論前沿問題，試圖為當代藝術研究尋找合適的方法。漢斯·貝爾廷的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和傳播並沒有像在西方學界那樣引起軒然大波，相反，中國的研究者對其頗具挑戰性的理論（尤其是對“藝術史的終結”論）一開始就抱著相對冷靜的態度。貝爾廷所論及的那種西方意義上的“現代主義的傳統”，在中國的藝術史研究領域中並沒有完全發展起來，藝術與藝術史的敘述關係在中國是一個更加模糊的問題。近年來，貝爾廷和其研究團隊對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關注越來越多，與中國藝術家、研究者的合作日益頻繁。貝爾廷從藝術與藝術史的關係出發進行考察和理論建構，對我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其對全球藝術的研究更值得我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