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近代史以來，有不少人力圖把性從神秘中解放出來，但阻力很大，多遭失敗。如譚嗣同曾說：“不把性的問題弄得那麼神秘，就像把物件鎖在箱子裏，愈不見就愈想見。”還有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中國人經曆了漫長的封建時代，“男女授受不親”的觀點是性處於禁錮和神秘的一個原因。什麼“婚姻大事父母作主”，這就說明連婚姻自由都沒有的人們，怎麼會有性自由呢？另一方麵，封建社會的統治階層又享有三宮六院、三妻四妾，皇帝可禦千女。看來在性禁錮的社會裏性放縱也同時存在。當時的性醫學也僅是從宮廷中流傳到民間的有關性與健康的記載，談不上性教育。
張競生先生曾留學法國，1922年回北京大學任教時，提倡性教育，組織性科學研究會，但因不法書商冒用他的名義出版色情讀物，受到社會譴責，迫使他在國內站不住腳，又去巴黎，1931年再度回國後於次年服毒自殺。
魯迅曾大呼要剝去罩在性問題上的神秘外衣，
還它自然的本來麵目。他曾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上講性科學知識。他是第一個站在講台上講性知識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多處論述了關於性的問題，他主張普及性教育。如他《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提出“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性交才發生苗裔，繼續了革命，所以性交並非罪惡，並非不淨。”在《堅壁清野主義》一文中說：“要風化好，是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這正是教育者所當為之事。”在《花邊文學？思而行》中，他辛辣地嘲弄那些攻擊性教育的假道學說，“理學先生總不免有兒女，在證明著他們並非日日夜夜，道貌永遠地儼然。”
解放後，中國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十分關心性知識教育問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名譽院長、著名泌尿外科學專家吳階平教授撰文寫到“1973年4月13日，周恩來總理把我叫去，說你去到北京市，看一看高小生理衛生的教科書，了解一下關於性教育的問題現在進行得怎麼樣，一定要好好進行，還說一定要有圖，要把生殖係統的圖畫上去。周總理還說，女生有月經以前一定要知道月經是怎麼回事，現在連‘例假’兩個字都不敢說，一問她，‘我現在倒黴了’，怎麼能讓女孩子把正常衛生現象說成倒黴，說到月經就臉紅，當然要教育，要保護她們的健康，打破神秘現象。”
吳階平教授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研究性醫學並疾呼我們國家要解決性愚昧的問題，要在精神和物質文明上向前走，給予每一個人必要的性教育。他曾指出：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很多人不了解性道德規範，性是涉及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直至國家安定團結的大事。研究性科學，普及性教育，減少性犯罪在我國社會主義文明的建設中具有戰略地位。性的科學知識教育，有青春期生理知識教育，新婚期的性知識教育以及性道德教育。它使人們有一個健康的性道德觀念，解除性疾病的痛苦，使夫妻間有一個美滿和諧的性生活，減少性犯罪。他還指出：
我們現在講打破性禁錮、性神秘，這是對的，但要防止滑入性自由、性放縱那麵去。我們既反對性禁錮，又反對性自由、性放縱，要把這個界線搞清楚。我們必須注意普及性教育的動機與效果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