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不再是兩個人的方舟，而是人潮洶湧萬船齊發的碼頭，上船和下船都輕而易舉，既不想“與子偕老”，又何必“執子之手”？於是婚姻和外遇相伴而生，傳統家庭的大廈，在這個世紀之末轟然倒塌。
我當然希望自己的描述是一種以時間為順序循序漸進的展開，從70年代到90年代，清晰地勾勒出我們社會近幾十年來情 愛觀念發展變化的軌跡。但我無法做到。進入90年代之後，經濟變革帶來的觀念革命突飛猛進，而且在各個領域全麵鋪開，價值係統也因此呈現出空前的混亂。經濟起飛初期，當市場的衝擊力還不是那麼一日千裏的時候，觀念變化是一種緩慢漸進的過程，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單線發展，便於歸納；後來就不行了，實用主義、功利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文化墮落主義，等等等等紛至遝來，無不侵蝕著人的精神與情感，在這種情況下，我深感現象的雜亂無章和理性的無能為力。這讓我想到西方，西方社會學家早已放棄了理性的抽象與歸納，而隻描述現象。
其實從上一章起，你所看到的就已經是一種共時態的描述，他們共生互滲，衝突融合，共同構成生動、豐富而又充滿無限變數的90年代。
考察我國的婚姻，至少是從周朝時起，我們就有了完備的製度和禮儀。禮記月令上說，仲春二月，周天子要率後宮嬪禦到郊外去祈天求子，這表明最初的婚姻，是與祭祀和繼嗣有關的形態。而農曆二月，有許多燕子在天上飛翔。所以在我國民間，“有燕來堂”主婚娶之象。那時的婚姻，都是在黃昏時分行禮，以示陰陽之交，天地遇合，婚姻的“婚”字，即由此而來。一直到今天，就是在城市，中式的婚禮也還是下午去接新娘，黃昏時行禮，延續了古老的禮儀。古語雲：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詩經》上說，之子於歸，宜其室家，都表明婚姻不僅是保持並延續家族的一種手段，更是一種美好的人倫情感。
天地交合，為萬物之本；男女婚姻，為人倫之始，我們有著很樸素很美好的婚姻觀。
所以幾千年來，在我國，婚姻是一種超穩定的形態，幾乎沒有什麼變化發展。十多年前，粉碎“四人幫”不久，我還在一戶城市新婚人家的門上，看到這樣的喜聯：詩歌杜甫其三句，樂奏周南第一章，完全是一種古老的、吉祥的景象。這副喜聯，在民間少說也流傳有了好幾百年了，在這裏，詩歌的“歌”字，是歌唱的意思。
但這才過去多長時間啊，事情就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婚姻生活中不僅問題叢生、荊棘遍布，而且連“丁克”家庭也開始出現了。2000年5月24日的《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以《聽“丁克”講故事》為題，報導了以圖亞欣等三對夫婦為代表的“丁克”一族的生活。對“丁克”婚姻的出現，我們無法簡單地說好還是不好。在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不要孩子仍屬於另類的今天，正有越來越多的婚姻中人，選擇不要孩子這種生活方式，這是我們目前僅能知道的事實。
婚姻中延續了幾千年的續嗣使命，產生了動搖。
“丁克”們最愛標榜的，是除卻俗累，盡情瀟灑。但卸去庸俗拖累的婚姻，靠什麼做保證呢？靠愛情嗎？其實家務瑣事、兒女拖累是對婚姻的一種保障，它填充婚姻的空間，形成一種責任，使男女雙方的情感得以維係。“丁克”家庭中因為少了兒女和由兒女帶來的瑣務，而增大了外遇的機率。雖然，被采訪的幾個“丁克”家庭都竭力回避這一點，但外遇的深憂，在他們憂心忡忡的言談中，仍是顯而易見的。
好了，讓我們回到開頭。1997年的中國書市上，有一本書特別火，書名叫作《外遇：可寬恕的罪》，是一部研究人類婚姻過程中的外遇現象的心理學著作。它的作者保妮·韋爾，是美國婚姻問題專家，著名心理學家。這是一部自助讀物，不僅多方麵地分析了外遇產生的原因，而且涉及到諸如一個人如何麵對情變，如何處理外遇後果等等一係列的問題、方法和技巧。它在我國書市上的火爆，隻能說明，外遇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婚姻與外遇相伴而來。
流傳著這樣一則笑話：一個男人，結婚後幾乎夜夜笙歌，通宵不回家。這一天難得沒有出去，天一黑就睡下了。睡到半夜，突然有人敲門。他聽到後一翻身爬了起來，驚慌失措道：不好了！你丈夫回來了！而他妻子聽了，並不在意，她說你放心睡吧，那個狗東西不到天亮不會回家！
在這則笑話中，外遇是夫妻雙方共同的行為，由此構成更為複雜危險的性 愛關係。
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知道的外遇，則通常都是由男方引起的。改革開放，經濟轉型，為無數男人提供了一夜暴富的時機。男人隻要有錢、有勢、有名，就可能有情婦，這是我國社會幾千年來男尊女卑的封建文化所造成的，同時它也源於生理上的男人比女人更加強烈的占有欲。在封建社會，一個人科舉成功後，首先要做三件事，這三件事是：製一頂轎、刻一部稿、娶一房小，而在今天，成功男人的人生三大快事是升官、發財、死老婆，比起古代男人來，坦率得多也惡毒得多了。
2000年2月15日，情人節的第二天，但在這樣一個溫情未消浪漫猶在的日子裏，一家成都報紙即報道了一名新婚男子在情人節的晚上分身乏術焦頭爛額的故事。報上說，令這位名叫歐陽誌的男子頭疼的是，他新婚剛10天的妻子理所當然地要與他共度婚後第一個情人節，而他的另外兩個“紅顏知己”，也都分別有理由約他出來，和他共享這段浪漫時光。可憐歐陽誌哪一方都不敢得罪，也都不忍心割舍，深感分身無術，陷入甜蜜而苦惱的心境之中。28歲的歐陽誌供職於成都某製藥公司，是一個成功的男人，而外遇則是成功男人最重要的標誌之一，歐陽先生當然不能免俗。然而讓人吃驚的是，外遇對他來說，並非是長期而疲憊的婚姻生活的衍生物，而是良宵一刻值千金的新婚生活的共生物，這也太讓人對婚姻失望了。
今年4月間，《青年導刊》曾對北京、上海、廣州、沈陽、武漢、成都、香港7座城市的青年男女做過一個調查，希望獲取他們對愛情和婚姻的看法。而結果是很多人對婚姻失去信心，他們中有些是婚姻中人，對日複一日千篇一律的婚姻生活深感厭倦；但有些根本就是未婚青年男女，他們的懼怕感、厭倦感從何而來呢？西門子雇員傑西先生說，我們這代人有個普遍的共性：太自我。他因此認為愛情雖是存在的，但隻是曇花一現，不可能永恒。未婚的他甚至很武斷地認為，98%以上的婚姻不是為了愛情，而是為了尋找一個將日子過得更好的夥伴，這使他將婚姻看作一種利益關係。古老的《詩經》上說：天地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在浩浩無涯的天地之間，有兩個人相遇了，相愛了，那女人將手遞給男人，從此他們就在茫茫人海中牽手而行，一直走到白頭偕老。這是一種多麼單純多麼美妙多麼讓人感動的情景啊。可是一位被調查的已婚男士卻說，一想到婚姻還有那麼長久要維係，我就不寒而栗。他說他特別佩服的就是那些白頭偕老的夫妻，他可沒有這樣的耐心和勇氣。
也許正因為現代婚姻中缺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寧靜感、安全感和生死相依感，“牽手”才成為一種普遍的情感向往。前幾年《牽手》一曲的流行，正表達著一種情感上的可望不可及，而後又有蔣雯麗主演的與之同名的電視連續劇。做為言情片，《牽手》一劇最大的成功不在於煽情，而在於純情。所有的外遇，都散發著純美的氣息。所以雖然有不止一個第三者穿插其間，它表達的仍是一種古典主義的愛情，一種兩性關係中的理想主義、溫情主義、浪漫主義。但在缺乏詩意缺乏心靈的現代婚姻中，你到底是應該和誰牽手呢？是情人還是丈夫？是妻子還是小蜜？這又是這部轟動一時的言情劇推給我們的更為微妙複雜而又無法解答的難題，這恐怕是編劇在為此劇命名時所沒有想到的。
從去年以來，影視市場上火起來的幾部電視連續劇：《來來往往》、《牽手》、《找不著北》、《罪證》等等，全都以極大的篇幅描述了現代人的婚外戀情。這固然是因為都市片在市場運行中已經產生了依賴性，沒有外遇就無法構築故事、展開情節、吸引大眾，更主要的是，現實生活確實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花樣翻新的外遇版本，男人尤其是中年男人，似乎不靠年輕貌美的女孩的刺激，就無法重新燃起對生活的激情。以濮存昕在《來來往往》中塑造的疲憊而成功的中年男人康偉業為代表，中國男人的婚外戀情進入了理直氣壯期。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過去的情形。在70年代，作風正派，不亂搞男女關係，是一個好男人最值得誇躍的品質之一。當然，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品質是政治可靠，思想進步，但在民間通行的道德準則中，它並不像在官方價值係統中那樣居於首位。老百姓更看重的，是與政治無關的那部分道德內容，因此在那時，外遇是極其可恥的，也是本人要極力回避隱瞞的。那時的外遇也不叫外遇，而是在南方稱為軋姘頭，在北方稱作搞破鞋，都很難聽。我的一個老師，因為在文革中政治投機，給江 青寫過一封效忠信，粉碎“四人幫”後被打成“三種人”。當他停職反省之初，事態尚未明朗化的時候，他老婆也摸不透他究竟有哪方麵的問題，哪些錯誤，但是她當著眾人的麵，大聲宣布了自己的立場：“你要是犯政治錯誤，坐牢，我送飯；槍斃，我收屍。可要是犯了生活錯誤，哼哼……”她沒有把話說完，她的冷笑卻讓我毛骨聳然。你不要以為這僅僅是一個女人對丈夫情感變故的敏感和抵拒，它更代表當時的社會、當時的人民對此類事情的厭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