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真有因拋棄發妻而被勒令退學的。
今天，粉碎“四人幫”後入學的77、78兩屆學生，想來還能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是一個比較混亂的時期，大亂初平，百廢待舉，人們的思想活躍而又保守，興奮而又焦躁，行為卻開始大膽以致放肆，無法再忍受固有的一切，忍受傳統道德的束縛。一個思想解放的春天，當然也包括對情感領域諸多禁忌的試探、觸犯和衝擊。屢屢有人越過政治的樊籬，進入愛情的禁區。大學裏開始私下流傳一些文學手抄本，不管是反特題材的《軟底繡花鞋》，還是知識分子題材的《第二次握手》，均有在當時看來十分大膽的愛情描寫。
最最重要的是，真正的文學開始起動。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來說，政局的變動、政治的變革，對文學的發展總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一個巨大的曆史轉折所提供的紛繁複雜、眩人眼目的局麵，無疑為文學提供了一個空前宏闊的大背景，一個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以及作家心理的大背景。文革十年精神情感、文學藝術上的積貧積弱，在瞬間爆發出了不可阻擋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後來被新時期文學史稱之為“傷痕文學”的作品出現了，而由一批更有政治閱曆和情感磨難的右派作家，比如王蒙、張賢亮、從維熙、鄧友梅等人組成的中年作家群，也開始試圖從苦難中發掘人性的閃光。對苦難的回顧，對愛的呼喚，成為70年代末最激動人心的文學主題，也是社會主題。
而中國民眾，也從來沒有像那一時期那樣，對文學投注那麼大的關注，那麼高的熱情。今天的作家們，回憶起當年某人的某篇作品所引起的舉國轟動的景象，覺得簡直是不可思議，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文學從沒像那時那樣，左右著人們的思想觀念，滲透進普通人的生活之中。中華民族在那一時期，表現出了一種全民性的亢奮、激動和熱情蓬勃。這時也開始有人在情感問題上鋌而走險。1978年夏秋之交，遼寧大學中文係78屆畢業生，中 共黨員尹國慶，在畢業前夕向組織遞交了要求與來自法國的女留學生瑪麗安結婚的申請報告，在遼大掀起軒然大波。震驚和失措迅速蔓延向全國。這已經不僅僅是進入愛情的禁區了，而是直接闖入了更加嚴密更加危險的跨國婚姻。校方接過這份火炭般炙手的結婚申請，一時亂了方寸，匆忙間能夠采取的措施，隻能是一方麵迅速向上級黨組織反映情況，請示處理辦法，一方麵由校方出麵做尹國慶的勸阻工作。
於是校外事辦領導、係總支書記、政治輔導員、要好的同學以及由鐵嶺搬來的尹國慶的父親，一起開始了對他的勸說和圍攻。組織上的責問是：“要愛情，還是要黨？”同學們多是勸他三思而後行，不要為了一個外國女人自毀前程；而尹國慶的父親，則一邊老淚縱橫，一邊威脅說如果娶這個女人，就斷絕父子關係。
麵對眾人的苦口婆心、語重心長，尹國慶沉默。他深愛著傾心於東方文化、熱愛朱自清散文的法國姑娘瑪麗安，他覺得自己已經不能自拔了，而且他也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錯。但一個屢屢被提到的前車之鑒，還是讓他驚心、讓他猶豫。那是發生於文革中的一場異國之戀，一名外語學院的畢業生，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在外事工作中與加拿大女專家雙雙墜入情網，最後在各方麵的壓力之下臥軌自殺。他死前在遺書中寫道：“我該死，我有罪，我不該資產階級思想嚴重，愛上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女蛇。我是黨的叛徒，人民的敵人，祖國的敗類，我死有餘辜，罪有應得……”
父親說，你不聽勸，這就是你小子的下場！
但時代畢竟不同了，浩劫已經結束，裏通外國不再是可以肆意強加的罪名。雖然被退回農村，不予分配，尹國慶仍然堅持了自己的愛情。最後，這場異國之戀由於瑪麗安勇敢無畏地直闖北京而驚動了當時的中央最高首腦，在又曆經了行政上的重重責難之後，他們終於拿到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的大紅“結婚證”。
這張印著毛主席語錄的大紅結婚證書，為不久後到來的如滾滾大潮一般洶湧的跨國婚戀，奏響了序曲。
而且這也實在具有一種象征的意義。閉關鎖國的毛 澤 東時代結束了，國門開始洞開，各種新觀念、新思想開始蜂擁而進。但舊的傳統並未消失，政治上人們仍然心有餘悸。新舊交替，觀念混雜，社會情緒躁動不安，也因此蘊含著無限的衝突與生機。但在那一時期，在莫名的躁動中，女性卻保持了相對的平靜。讓我們仍以恢複高考為例。當時也有一批結婚生子的女性，經過77、78兩年的全國統一高考，進入大學讀書，但與男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她們中極少有人拋棄原先的丈夫，或是企圖鬧離婚。傳統在這裏體現了它強大的延續性、穩定性。而更為極端的例子，是我的兩個女同學，均在大學畢業後，嫁給了戀愛多年，卻因種種原因仍在家鄉種地的農民。
這裏是不是有著更深刻的值得思考也更值得憂慮的東西？
紮根農村、嫁給農民，在文革中曾受到過廣泛的肯定和讚揚，而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它仍然受到來自各方麵的讚揚和肯定。這是一種道德的肯定，比政治肯定更讓人擔憂，也更深入人心。我的這兩個女同學，一個留校做了大學教師，後來一直升到係主任，和丈夫的地位越來越懸殊；一個分到她家鄉的中學，與丈夫的村莊隔河相望，身份卻也是天差地別。此後，為了將她們的農民丈夫帶出來，她們分別經過了大約十年的努力。沒有人注意到這十年中她們經曆的不便、委屈和艱難，更沒有人關心過她們的感受和心情。政治的巨變，還不能在短時期內觸動、推翻傳統。帶有封建專製色彩的男權本位思想，還將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支配著人們的觀念、行為，束縛著女性的身心。在後來的歲月中，她們都和我一樣，以極大的理性，保持了自己條件懸殊的婚姻。也正因為後來沒有婚變，我才至今不好對自己的婚姻作過多的反省。中國人是講究“諱”的，在婚姻問題上，尤其諱談自身。就是說出來的這些，在我也已經需要勇氣。但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我們是在回憶一個時代，回憶一個時代的愛情，全民族的愛情。我希望讀者朋友們，在讀完全書之後，能夠回過頭來重新讀一讀這一章，想一想我舉的這兩個極端的也包括我個人的婚姻實例，那樣你就會知道，這二十多年來，我們民族在婚戀觀念上的變化，幾乎已經可以說是翻天覆地。
所以整個七十年代，是我這本書的遼遠的大背景。
生在今天的年輕的朋友們，你們應該慶幸，慶幸自己不用經曆我們這一代人的婚姻，尤其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女性的婚姻。身處社會的大動蕩之中，全國當時這一類的婚姻可以說是不勝枚舉。政治和道德成為婚姻的主要填充物，這其中的悲涼和無奈，外人是無法知道的。
現在好了，動蕩、激進、革命而又保守的70年代就要結束了，我要告訴你的最後一件大事是，79年的年底，北京女作家張潔發表了她的成名作《愛，是不能忘記的》。
你很快就會知道，它的發表，對於普通中國人情感生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