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是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那校男籃的男生立刻就憤怒了，一腳跺開房門，把尚在發抖中的男生抓過來，又一拳打過去。那一對男女在他停住手腳之後，雙雙卜通跪在他的麵前，要求他千萬千萬不要向係裏報告，留他們一條性命。
他們也知道，這在當時，是大逆不道、十惡不赦的罪行，可能會毀掉他們的一生。那個男籃後衛很講義氣，沒有報告，但不知怎麼，事情還是傳開來了。都覺得很氣憤，很羞辱，很惡心，在毛主席逝世期間做下這樣的罪孽，簡直是沒有廉恥，豬狗不如！也有人主張堅決追究，應該當作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到底也不知道這件事在多大範圍內有多少人知道。當時的工農兵大學生，年齡懸殊很大，又很講究政治麵貌，我因為屬於年齡較小又非黨非幹的一群，所以在一些同學神情曖昧、語義含糊地議論時，還弄不明白他們說的是一件什麼事情。後來終於明白了，就覺得很惡心，很氣憤，褻瀆了我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感情。這已經不是道德敗壞了，而是政治上的嚴重不忠！這樣的事就發生在自己的身邊，發生在我們學校，一方麵覺得不可思議，一方麵又覺得是一種奇恥大辱。
到最後事情是怎麼抹平的，已經不太能記得了，能記得的是那兩個當事人並沒有受到什麼處分。怎麼能不給處分呢？很長一段時間裏，知道的人情緒都很疾憤。但不久就聽說了，在毛主席逝世期間，全國各地都有不少人乘廣大人民沉浸於巨大的悲痛之中，而亂搞男女關係，這樣的人，在當時一律按照現行反革命罪判刑。
如果有誰願意查一查當時的公告，就知道我所言不虛。
這使這個發生於我們學校的極其特殊的事件，一下子具有了普遍性。你現在可能覺得荒謬，但當時的大眾情感和社會氛圍確實就是這樣的，我絲毫沒有誇大其辭。將“性”納入革命的政治的範疇，或者幹脆將它推到革命的對立麵，這真是一種時代悲劇。這種極端的做法，還直接導致了我們整整一代人的情感貧乏，戀愛方式單一。寫信，開頭照例是某某戰友，或同誌；結尾照例是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禮。差不多20年後，作家池莉將它寫進她轟動一時的中篇小說《來來往往》，真實地再現了那一時代人們的戀愛方式和戀愛過程。
我的戀愛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開始的，那一年我17歲，屬於早戀。我從小沒有母親，幼年喪母的孩子容易早戀，是因為失怙的內心渴望柔情。但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戀愛始終硬梆梆的，實在沒什麼柔情可言。更為糟糕的是，我剛一戀愛就遭到家庭的激烈反對，像那個時代的大多數父母一樣，他們希望我找一個軍人，或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工人，以改變我當時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屈辱的身份。我父親其時尚未解放，背著叛徒、特務、走資派、蛻化變質分子等等一係列罪名。按我繼母的想法，唯一可以改變這一切的，也是唯一可以給我以光明前途的，是婚姻。先見了一個軍人，一個剛剛穿上四兜幹部服的小排長，父母兄弟七姑八姨，都還是農民。但他很是驕傲，一副很有本錢的樣子，一上來就嫌我瘦，看不中。我母親很生氣，說了一些言辭激烈的話，大意是說他如果不當兵，也不過是一個土裏刨食的鄉下小子，連我們家的門都別想進，還來嫌棄我們！媒人也很不高興，說到哪座山頭唱哪樣歌，你家也不是過去！過去我父親曾在這個縣當過縣委書記。又見了一個軍人，是我一個遠房表哥，北京空軍某機場的地勤。也沒成。我母親急於拆散我的毫無政治頭腦的戀愛，走馬燈一般地托人給我介紹對象，到後來已經不是多麼注重男方的條件了，明顯的急於求成。就在這時，有人向她提起某中學新分來的一個複旦大學67屆畢業生，比我雖然大了近10歲，但上海人，人又漂亮，看上去很年輕。
我母親嚇了一跳，說你咋給俺介紹這個？不行不行！
即使是在饑不擇食的窘迫中，我母親仍然保持了應有的冷靜。
知識分子不行，知識分子堅決不行。她再一次重申。
幾年後全國恢複高考，她的侄子，我的大表哥以差不多當年該市的最高分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我母親立即開始撮合我們。我問媽你不是一向看不上他嗎？我母親喝斥我說：嘁！這都什麼時候了，你咋一點沒有政治眼光呢？
這件事的諷剌意味極濃，甚至有一點點像鬧劇。我這個表哥的父親解放前逃到台灣，給他和他的寡母留下無盡的災難。在他下放農村後，一直因為家庭問題不能招工。我父親很喜歡他，經常和他詩詞唱和，說他有才華，斷言他不會長久窩在農村，也早就有意把我介紹給他。但每次不等他提起話頭，就被我母親激烈地打斷，她說老頭子，你咋恁糊塗呢你！
在那樣一個時代裏，卑微如我，婚姻的實質也仍然是政治婚姻。
如同石頭下鑽出的小草，我的戀愛因為父母的重壓，而越發頑強地生長起來。現在我有時免不了會想，如果當初我的家庭不這樣橫加幹涉，采取種種高壓、阻撓、跟蹤、監視政策，也許我和我愛人最終不會成為夫妻。在愛情貧脊的時代裏，我開始了我貧脊的戀愛，所以我戀愛的主要方式隻能是通信。回憶起來，在長達八年的通信中，我從未在紙上寫過一個“親愛的”。我嫌它不健康、肉麻，羞於行諸文字。我們的戀愛信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公開的，隻談論思想和工作的通信。我用來最最表達感情的一個稱呼，是“許”，這是他的姓。就那，有一次被我的老師看見了，還要大吃一驚，說：小潘原來還這麼小資產階級情調！
這時我已經大學畢業，留在中文係教書了。曠日持久的疲勞戰，使我的父母失去了信心，他們宣布和我斷絕關係，不再管我。而真實的原因是我那年已經27歲，這個年齡讓他們一想起來就心驚肉跳。一下子沒有了壓力，日漸多起來的接觸，使我很快就發現了我和我愛人之間的差距，我們從心智到脾氣，到對社會的看法、對生活的態度，甚至處世的方法，都相去甚遠。但我不能提出分手，這和道德有關。他等了我差不多十年，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是工人，如果背棄他，我會受到全社會的指責，而我自己，也會無地自容。
這樣，我們在將近十年的戀愛之後結婚了。但是這以前我們實在是相隔太遠，也分開得太久了，彼此很陌生，很隔膜。意想不到的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叫了好，包括過去激烈反對過我戀愛的人。我也對自己比較滿意，認為自己很高尚，很道德。
我那時心裏，真的充滿了道德感。
身份地位變了，愛情不變，這是那一時期，人們對婚姻、對戀愛的道德肯定。
那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因為粉碎了“四人幫”，因為隨之到來的全國大專院校統一招生，許多人走進大學，改變了命運。但命運在給許多人帶來新生的同時，也將許多人帶進困境。這主要是指婚姻和愛情方麵，主要是指一方考上了大學，改變了身份地位，拋棄了另一方沒有考上大學的工人或農民。我所在的大學裏，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農村的妻子，或是工廠的戀人，鬧到學校，指責控訴現代的陳世美怎樣道德敗壞、忘恩負義。農村婦女拉長了腔調的哭訴驚天動地。革命的年代剛剛結束，知識雖然不是越多越反動了，但一有了知識就翹尾巴，就拋棄原先的階級姐妹，仍然被看作不容寬恕的罪名。嚴重的思想道德問題，世界觀問題。先是黨支部出麵找談話，隨後是輿論轟然而起，一片指責之聲。但現代陳世美往往不為所動，除非學校黨委作出“勒令退學”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