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詩歌的困境與重生
新評論
作者：徐漢暉
你寫詩嗎？你還讀詩嗎？也許都不。詩歌早就讓人遺忘了！
這是一個羞於談詩的時代。曾幾何時，“童子能解《長恨》曲”、“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寫詩與讀詩成為一種時代風尚。如今，人們心中景仰的對象早已不是“詩神”， 一個大學生見到“土豪”與“歌星”比見到一位詩人更容易激動了，送一部“iphone6”比寫一首詩給心儀的女生更容易捕獲她的芳心了。在物欲橫流、娛樂至上、金錢第一的消費語境下，“詩神”的的確確讓位給了“財神”。難怪評論家藍棣之說：“八十年代一個清華的同學不懂詩歌會被笑話，而九十年代誰懂詩歌誰會被笑話。”是啊，當今的大學校園再也難覓到一位“詩神”了，喜歡詩歌的男生或女生往往被視為“異類”，學生們追捧的是“女神”、“男神”與“學霸”。整個社會都不屑於談詩了，詩心泯滅了，“思財”更強烈了，人們關注更多的是創業與賺錢，是極端世俗化的物質人生。詩的神聖性和對詩人充滿敬意的稱呼仿佛成了遙遠的記憶和恍如隔世的囈語。
這是一個不出“真詩”與“好詩”的時代。詩歌是人類最精粹、最華美、最動人、最有思想的語言藝術。然而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更多是“口水詩”、“垃圾詩”、“下半身詩”，大量的“偽詩”、“廢詩”和“非詩”充斥原本逼仄的詩壇，優秀的詩人鳳毛麟角、精品力作難得一見。諸如“一隻螞蟻，另一隻螞蟻，一群螞蟻/可能還有更多的螞蟻”（《我終於在一棵樹下發現》），以及“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個人來到田納西》，這樣的詩作平白膚淺，毫無詩意、詩境、詩思、詩美，要麼是日常便條式的書寫，要麼純粹是“大白話”，叫人如何不拒它？還有“與美麗豐滿的/朋友之妻/在酒吧對坐……當時我滿腦/都是肮髒的念頭/幾乎一直在想/要是能把/這個女人/抱上床/那該多爽”（《朋友妻》），這種賺人眼球的俗氣之作徹底顛覆了詩歌的雅致與高貴。“口水詩”的庸常化、“下半身詩”的欲望化、“垃圾詩”的“崇低向下與粗糙放浪”徹底敗壞了人們欣賞詩歌的胃口，將詩歌從聖壇推入地府，將原本愛好詩歌的讀者擊得潰不成軍，使他們對當下詩壇產生抵觸甚至敵對的情緒。
然而，在文學市場化的時代背景中，具有多重選擇權的讀者見不到好詩，就必然選擇拋棄詩歌與詩人。曾經神聖的詩人頭銜與光環已黯然失色，詩歌刊物遭遇生存性危機、難以為繼，這早已是令詩壇尷尬的明擺事實。尤其是當大眾文化以極強的娛樂性、快餐性和消費性，逐漸改變了人們精神消遣的方式以後，大量粗製濫造的“俗詩”與“惡詩”依然泛濫詩壇，根本無法滿足人們對詩歌的審美期待時，讀者對當今詩壇選擇“遺忘”將是必然的現實存在和長久趨勢。
可以說，當代詩歌遭遇了空前的冷遇與困境。隨著人文精神的世俗沉淪，在一個極度“媚俗”和崇尚物質消費的時代語境中，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詩歌盛況不再，孕育與產生詩歌的土壤發生了變化，世俗社會擊垮了世人的詩思，詩歌的邊緣化有不可避免的曆史因素。正因如此，許多詩人一旦精神理想與世俗社會衝突抵牾，當生理、心理、精神氣質與現實矛盾無法調和時，他們往往選擇以“自殺”的方式拋棄世界，企圖用最強硬的抗爭姿態超越世俗，殉詩殉道。海子臥軌，顧城殺妻後自殺，戈麥跳河，徐遲、昌耀、陳超等詩人跳樓身亡，等等。新時期以來，中國詩人自殺事件層出不窮，令人心悸，無不昭示了當代詩歌發展的迷茫與困境。近些年來的“下半身詩歌”、“垃圾詩派”、“梨花體”和“羊羔體”等種種詩歌現象，引來口誅筆伐、非議一片，無不說明大眾對詩歌精英立場與高貴精神蛻化的隱憂，對“偽詩”、“非詩”的憤怒與失望。
人們不禁要問，當代詩歌為何遭遇寒冬，淪落到這種地步？責任在誰？我們僅能責難這是一個沒有“詩神”的時代嗎？海德格爾曾說：“詩的本質是真理的確立。”的確，詩人本來是社會良知的代表，是真理的堅守者與呼喚者，是時代強音的製造者。不出好詩與真詩，詩人當然難辭其咎。思想的膚淺、語言的蒼白，不加強藝術修養的錘煉，不擁抱激蕩熱烈的生活，更沒有“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的苦吟精神，哪能寫出好詩？很多“詩人”以為把漢語白話分行排列組合就變成了詩歌，悲哉。也有學者指出，當前詩歌的貧弱源於大眾媒介對詩歌功能的削弱。目前，報紙、網絡、電影、電視等傳播媒介改變了人們接受信息與閱讀文學作品的方式，影響了人們精神消費的行為模式。尤其是智能手機的流行，使得人們發布微博、微信、短信等更為方便，淺閱讀取代了深閱讀，流行文化元素擠壓了精英文化的傳播空間。曾經人們讀到一首精彩的詩歌激動不已，如今人們更願意轉發一些搞笑而又無聊的“段子”愉悅他人。批評家劉川鄂認為：“在這個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的時代，財神取代詩神，腦筋急轉彎取代思想，瀟灑取代浪漫，做愛取代愛情，詩歌當然在文學邊緣化的最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