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家的內心注定是孤獨的
新評論
受談人：黃發有（南京大學中文係博士生導師，著名作家、評論家）
采訪人：李迎春（小說家、龍岩市作協副主席）
引 言
2012年11月，黃發有教授曾在《新華日報》撰文稱：“文學創作其實也是一種長跑比賽。不少作家在成名之前還能全力以赴地投身於獨立的藝術探索，一旦靠寫作獲得較為廣泛的社會認可，便不滿足於成天沉浸在文字遊戲之中的枯燥生活，開始將生命耗費在無聊的會議與頻繁的應酬之中，創造力急劇萎縮。偉大的作家把寫作當成通往自由的道路，但中國當代的一些作家渴望的似乎恰恰是那種身心受到種種限製的權力、金錢與聲名的枷鎖。”這是評論家對中國作家現狀的不滿，更是對作家的一種忠告。文學創作是一種長跑比賽，正說明了文學是寂寞的事業，是孤獨者的奔跑。這讓我想起多年前見到黃發有時的情景，個子不高，圓潤而並不顯胖，溫和的神態中帶著些羞澀，與我們娓娓而談，並沒有咄咄逼人的姿態。他來自客家祖地的福建省上杭縣，童年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度過。喜歡胡思亂想的他與世俗的鄉村顯得格格不入，形成了成長階段敏感而孤獨的特質。他的經曆也讓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在那些天馬行空的想象之外，沒有人在乎一顆幼小心靈遭遇的歧視與創傷，沒有人理解一個孩子的所思所想。在那些封閉的山村，人們習慣了庸常的生活，任何一絲的改變也會引來眾人的非議和憤怒。這就是黃發有和許多客家作家在成長過程中，所麵臨的困境。所幸，知識還是改變了命運。一旦走出被大山重重包圍的村子，孤獨的思想便有了巨大的回聲。客家文化給了他無聲的滋養，他的評論、散文、隨筆傾瀉而出，優美而紮實的文字猶如他的為人，溫文爾雅、不卑不亢。作為國內頗具影響的青年評論家，他在作家作品、文學期刊、文學生態等方麵的研究，既鋒芒畢露又穩健紮實，在文學表象之下更多是有理有據、從容不迫的論述。正如他所說：“文學隻有不再為種種急功近利的世俗之‘用’所驅使時，才可能回歸其本體，成為點燃黑暗的火光，穿越絕望的希望。”今天的訪談，正是試圖從成長環境入手，尋找黃發有的文學足跡。
黃發有，福建省上杭縣人。1969年生。杭州大學經濟係本科畢業，曲阜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生畢業，1996年入複旦大學攻讀文學博士。著有學術專著《準個體時代的寫作——20世紀90年代中國小說研究》、《詩性的燃燒——張承誌論》和學術隨筆集《客家漫步》等。（李迎春）
李迎春：請問，您是如何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客家人這個身份對您的文學研究和創作有什麼影響？
黃發有：我從小就對寫作有濃厚興趣。雖然本科主修經濟學，但是在工作多年後，我還是棄商從文轉而攻讀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說實話，我一開始以為讀中文係就是搞創作，後來才明白搞錯了，中文係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學者。我反複和朋友說，寫作《客家漫步》一書的初衷無非是顧影自憐，這並非出於矯情，而是源自我的心聲。博士畢業後，我到山東大學教書。在陌生的濟南，寫作帶有潛在的學理性的隨筆，既慰藉了被北方水土激發出來的鄉愁，又滿足了我在經過多年嚴格的學術訓練後，對於直抒胸臆的感性表達的焦渴。《客家漫步》中的大部分文章，曾經在《齊魯晚報·青未了》上以專欄的形式發表，一周一篇，偶有中斷，持續了近一年的時間。
因為從小對文史就有濃厚興趣，我從大學本科時關注客家文化，黃遵憲、林風眠、丘逢甲、華喦等客家先賢的經曆和獨特氣質，也加深了我對客家精神的認識。為了寫作客家題材的散文，我從2000年至2003年，三次自費到粵東、閩西南、贛南客家中心聚居區做田野調查，費時將近兩月。有不少鄉村，隻能租載客的摩托車或坐農用拖拉機前往，甚至得背著行囊步行。坐在渾身上下無處不動的中巴車上，看著司機一手把著方向盤一手夾著廉價香煙，口裏還要和女售票員調情，真有點提心吊膽。可當地人說遇上這樣的司機的車還放心，怕就怕遇上那些如臨大敵的司機，那樣的人在崎嶇的山路上開車反而更不穩。住在老鄉的家裏，感受著客家人好客的風習和關愛出門人的溫存，內心的冷漠就像冰碴子一樣融化。有時候，目的漸漸模糊了，那些熟悉的場景把我拉回到實在的鄉村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