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這裏麵有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話題，它有自身的地域性，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家鄉的改變。我們今天如何去理解“雲南”？“雲南”是一個豐饒的想象空間，漢文化不斷地影響著這裏，但是又似乎從未在根底上改變這片土地。它自己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文化體係。比如命名，漢語史料上所標注的雲南的山與水，在當地人那裏往往一問三不知，因為漢語無法抵達他們心靈的深處。也許用漢語命名，一些寨子的名稱是這樣，而在一些土生土長於斯的老百姓那裏，它們的名字就完全不同。比如，在漢語的導遊書裏麵，你可能會遇到一座山，名叫“孔明山”，因為孔明曾經到過，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紀念地標，但並不會被當地人所接受，因為在他們心目中，那座山已經有一個名字“司傑卓密”，是人死後鬼魂居住的地方。
那麼在這個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如何去構建詩歌裏的故鄉？漢文明與原生態文明之間，形成了一個“誤讀空間”，這裏麵的張力就是我的詩歌的礦洞。後來我選擇了聽從山水的教育，讓山和水自己來說話。這樣，故鄉才會更接近故鄉本身應有的含義。
範：所以這是一種腳踏實地的方式，不給故鄉的山水加以任何象征意義，或者不切實際的文學色彩，而是隨著它們本身的形態、生命和文明來寫作。這樣的寫作最貼近土地本身？
雷：因為閱曆、審美經驗、思想和話語方式的不同，詩歌中的地域也就存在差異性。我詩歌裏麵的雲南、故鄉，是工業文明與古老山川之間的一片曠野。我關注這片曠野之上發生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是怎樣顛覆我、重構我的。它們幾乎以平移或闖入的方式進入了我的詩歌，即便沒有想象和修辭都可以。它們不是神話，但也不是旅遊線路上的一個個標注，它們就是現場本身，它們不必承載或者象征什麼，我書寫的就是這片曠野和發生在上麵的事情，不必去創作，隻需要認真地選擇，我就是一個選擇者。我需要認真地思考一下，什麼是我要的，什麼不是，我又如何賦予它們強大的生命力和藝術價值。
那麼，在重建這樣一個雲南、一個故鄉的時候，我以現代性的視角去看待。因為今天已經沒有烏托邦可以去尋找了，沒有一個完整的、從未被影響的角落可以回歸或躲避，粉碎與新生幾乎成了一種常態，席卷社會的各個領域，地理學上的每一個角落。我們必須正視這一點，否則寫作就會因不夠嚴肅而失去尊嚴。
我曾經寫過這麼一段話：“我一直認為地方性寫作是一個偽命題，假如它成立的話，在中國古代詩歌史的旁邊，一定要站著一部中國古代地方主義詩歌史。這些年，我的確寫了很多關於雲南的詩稿，這是因為我認為雲南是一個詩歌出沒的地方。禮失求諸野，雲南有足夠的野。我在其間寫作，內心裝著千山萬水，隻想將這野，帶到紙上，借以反對猖狂、霸道的詩歌政治學以及暴力般的工業文明。”
詩歌的空間可以更遼闊，也更具有野性。
範：《瀾滄江在雲南蘭坪縣境內的三十三條支流》，這是一首非常特別的寫雲南風物的詩，它就像一幅地圖一樣，勾勒出一條大江與33條支流之間的關係。我在讀這首詩的時候，思緒總是轉不過彎來，很容易隨著那些河流的名稱進入到支流裏麵去了。這種感覺挺奇妙。我不停地拉扯著思緒，讓它們回到幹流上來，但那些支流的吸引力還是很強，這是為什麼？
雷：2007年前後，我經常奔波在瀾滄江上，也閱讀了很多關於瀾滄江的史料和圖書，寫下了很多首與瀾滄江有關的詩作，這隻是其中之一。
走到瀾滄江邊上，你就會有很深刻的感覺，覺得它就像地球的一道護城河，而你已經走到了地球的邊緣。但其實你並沒有走到盡頭，一條又一條的支流在這條江上出現了，於是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的出口。
當這條瀾滄江流出中國國境進入越南的時候，它就改了個名字叫做“湄公河”。湄公河兩岸寺廟林立，十多個東南亞的大中城市棋布兩岸，這是一番景象；而在瀾滄江上，也就是大江的上遊，5個巨型水電站改變了江水靈魂的樣子。我於是想用我所看見的大江的樣子，以及公共資料上大江的形狀，來激活瀾滄江，而不僅僅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於是就有了這首沒有使用修辭格的詩。
它更像一份資料，類似於塞尚將一隻器皿置於它藝術化的地方，讓資料活起來，這應該是詩人或者藝術家工作的一部分——當這條大江最終消失在我們的視線的時候，江水還可以在紙麵上不停地向南流淌。
二
曾經有一位藏書家，認為作者和書籍本身都是有氣場的，氣場不同的書不能擺在一起，它們會產生排斥，互相拒絕。這當然隻是小說中的情節。在雷平陽的書房裏，書都是散亂的，他認為，不同的書籍之間憑借著某種冥冥中自有注定的命運而相會在一起，比如堆在一個角落裏的書，慢慢抽動、挪移、保留和清理，剩下來的書籍就成為了“精神上的伴侶”。這種“伴侶”的定義也存在於他對於文化的理解中，無論是創作，還是對文化的觀點，他都不預設區別和鴻溝，而是充分融合，從現實出發，這大概是雷平陽的文學觀和文化觀之一。
範：在您的詩歌中，可以讀出一種悲憫的情緒。“悲憫”當然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事物，幾乎在所有有責任感的作家筆下，都會流淌出悲憫的情緒。那麼您怎麼看待自己創作時所具有的情懷？
雷：我並不覺得寫作者是擁有了一種悲憫的情懷，然後可以將它隨意饋贈的。我比較反對的，是寫作者或藝術家以“上帝”的麵目出現，然後將“悲憫”作為口袋裏的硬幣那樣扔給別人。如果作品中出現了“悲憫”這種情緒，那也是因為它不請自來，隨著呼喊而出，真實地伴隨著作者本身的環境或命運而出現。比如我寫故鄉，因為故鄉已經麵目全非；我寫河山改變，也是因為青山綠水變化巨大。我選擇的都是一個平視甚至是仰視的角度，我從來沒有選擇俯瞰世間的角度，“悲憫”不是我寫作的“終極文化關懷”，而是因為它就存在於日常之間，與大眾產生了某種共鳴。有些東西不能被大眾所表達出來，但是它又必須表達，而且一旦表達和說出，它們就會不朽。
範：在寫詩之外，您也寫過不少精彩的小說，後來為什麼沒有寫了？
雷：我出生在一個貧困的農村家庭，我的出生，是父母的希望，我似乎承擔著改變他們生活的使命，但是寫詩並不能帶來這一切，詩歌狂人或者詩歌烈士，換不來他們所需要的相對富足的物質生活。還有一點，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還有越來越濃鬱的厭世情緒，常常神思恍惚，我知道，生活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所以我選擇了溫暖的文字，寫一些散文和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