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的夾鼻鏡
筆記本
作者：葉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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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知道契訶夫是非常好的作家。或許也可以叫作潛移默化，反正大人們都這麼說，聽多了，不受影響幾乎不可能。契訶夫在我最初印象中，是書櫥上一大排書，各種各樣版本，大大小小厚厚薄薄，汝龍通過英文翻譯的那套二十多卷本最整齊。當然，再也忘不了那張經典照片，正麵照，頭發微微向上豎起，大鼻子上架一副眼鏡。父親跟我詳細解釋過這種眼鏡，它不是擱在耳朵上，是夾在鼻子上，夾的那個位置一定很痛，因此眼鏡架上總會有根鏈子，平時擱上衣口袋，要用了，拿出來夾鼻子上。外國人鼻子大，夾得住，不過還是會有意外，譬如正喝著湯，一不小心掉下來，正好落在湯盤裏。
一向不願意回答家庭對我的文學影響，很多人都喜歡追問，喜歡就這話題寫成八卦類的小文章，其實真談不上有什麼太大影響。不知不覺中，大人們總會跟你灌輸一些看法，他們說的那些成人觀點，他們的文學是非，你歲數小的時候根本聽不懂。比如說契訶夫最好的小說是《草原》，是《六號病室》，是他的劇本《櫻桃園》，是《海鷗》，是《萬尼亞舅舅》。我的少年閱讀經驗中，契訶夫從來不是有吸引力的作家，他的書都是豎排本，《草原》雖然寫了孩子，可是並不適合給孩子閱讀。至於劇本，更沒辦法往下看，戲是演給觀眾看的，那些台詞要大聲念出來才有效果。如果在我青少年時代，契訶夫的戲劇可以上演，我們直接觀摩看戲，而不是麵對枯燥的劇本，結局完全不一樣。
斷斷續續總能遇到一些契訶夫的小說，他的短篇最適合編入教材，最適合用來給學生上課。對西方人是這樣，對東方人也是。我們說一部好的短篇小說，要有批判精神，要有同情心，要幽默，要短小機智，所有這些基本元素，都可以輕易在他小說中找到。我一個堂哥對契訶夫的看法跟我父親差不多，他覺得能把契訶夫晚年的幾篇小說看懂了，把幾個好劇本讀通了，就能真正明白這個作家是怎麼回事，就會立刻知道什麼才是最好的小說家，什麼才是最好的劇作家。
在我的文學影響拚圖中，契訶夫確實尷尬，肯定有他的位置，而且也還算相當重要，可是總有些說不明道不白。無疑是位經典作家，是一位你不應該繞過去的前輩，可惜課堂上的契訶夫常常一本正經不惹人喜愛，成為一個批判現實主義的符號。換句話說，在我的讀書年代，選擇讓大家閱讀的契訶夫作品，都不是太讓人喜歡，我不喜歡《套中人》，不喜歡《凡卡》，不喜歡《小公務員之死》。老師講得津津有味，我卻在課堂上讀別人的作品。毫無疑問，契訶夫身上彙聚著一個作家的許多優點，在我看來，僅僅有一點已足夠，那就是“含淚的微笑”。有點淚，有點微笑，一個作家有這點看家本領足夠了。
我不太喜歡小說中的諷刺，不太喜歡小說中的批判，它們可以有，也可以沒有。不喜歡的理由是它們還不能完全代表優秀，我不喜歡小說的居高臨下，不喜歡它自以為是的優越感。對於同情和憐憫也一樣，一個作家不應該僅僅是施善者。在上帝麵前，我們都是不幸的，同時我們又都很幸運。我不認為小說家必須是個思想家，是說道理的牧師，是闡釋禪經的和尚，是把讀者當作自己弟子的孔老二。一個好作家如果還有些特別，就是應該有一雙與別人不太一樣的眼睛，他能看到別人容易忽視，或者別人從來就沒看到的東西。有時候，重要的不止是真相，而是你究竟想讓別人看到什麼。
據說契訶夫逝世不久，熟悉他的人已開始為他眼睛是什麼顏色展開熱烈爭論，有人說是黑色的，有人說是棕色的，還有人說更接近藍色。對於沒有親眼見過契訶夫的人來說，這永遠都會是一個八卦。對於那些見過契訶夫的人，因為熟視無睹，同樣還可能是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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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總是讓人難以置信，契訶夫對我更多的隻是一種勵誌。現在說出來也不丟人，我的文學起點很低，最初的小說非常一般。除非你是個天才，大多數從事文學的人，都會有一個很低的起點。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是常人，都會有這樣那樣的天生缺陷。剛開始學習寫作，我很希望自己能寫《第六病室》和《草原》那樣的作品，那時候，我的腦海裏有著太多文學樣板，可供挑剔的選擇太多。相對於俄國古典文學，我似乎更喜歡20世紀的美國作家。在俄國文學中，契訶夫可能還算年輕，但是他的年齡，也比魯迅的老師章太炎先生還要大九歲。不妨再比較一番，魯迅已經老得不能再老了，然而他的歲數，居然還可以是海明威和福克納的父輩，因此，作為文學新手的我們，追逐更時髦更年輕的文學偶像無可非議。
我從來都不是個有文學信心的人，作為一名文二代文三代，注定了會眼高手低。文學野心是最沒用的東西，是騾子是馬，你得遛過了才知道。小說隻有真正寫了，你才會知道它有多難寫，你才會知道它們是多麼不容易。好東西都可遇不可求，古來萬事貴天生，沒有技巧是最好的技巧，這些可以是至理名言，也可以變成空洞大話，變成偷懶借口，真理常常會墮落成邪門歪道。因此，看到自己小說中的種種不足，發現小說寫得那麼不如意，你隻能跟自己較勁，隻能咒罵自己。笨鳥必須先飛，勤能補拙功不唐捐，不是文學天才的人，隻有多寫這一條胡同，哪怕是條死胡同。
契訶夫就是這方麵最好代表，是文學起點低的最好代言人。如果我沒記錯，他不止一次說過，自己從一個三流作家，逐漸步入了一流。毫無疑問，什麼話都是相對，契訶夫的三流，很多人看來早已屬於一流。這個話題不宜展開，也說不清楚，反正多寫總歸不會有錯，契訶夫最大特點就是多寫，他的竅門就是寫，真刀實槍操練，好壞不管寫了再說。很多人喜歡把文學的位置放得非常高，弄得過分神聖，神聖過了頭，就有點神神鬼鬼。文學改變不了社會，拯救不了別人，它能拯救的隻是你自己。寫作就是寫，用不著選好日子，用不著三叩九拜，用不著沐手奉香。寫好了是你運氣，寫不好再繼續再努力。
年輕的契訶夫寫了一大堆東西，自然不是為了故意三流，他隻不過是喜歡寫。喜歡才是真正的王道，喜歡寫作的人，三流一流本來無所謂，不像有些人，他們對文學並不熱愛，或者說根本就談不上喜歡，他們從事文學，僅僅為了當一流的作家，為了這獎那獎，為了反腐敗，為了世道人心，為了拯救似是而非的靈魂。契訶夫是學醫的，他玩文學完全業餘，是為了貼補家用，是因為走火入魔喜歡寫，三流一流的話題也是說說而已，對他來說沒有意義。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巴金和丁玲，屬於一炮而紅，相同例子還有曹禺，都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們大大咧咧走上了文壇，上來就登堂入室，就等著日後進入名人堂。他們好像都沒經過讓人有點難堪的三流階段，與契訶夫例子差不多的是沈從文，沈先生遠沒有上述幾位作家的好運氣，他能夠苦熬出來，多年媳婦熬成婆，一是靠自己的笨辦法，多寫拚命寫，還有就是靠文壇上的朋友幫忙推薦。他的創作道路是個很好的勵誌故事，沈先生曾經說過，一個人隻要多寫，認真寫，寫好了一點都不奇怪，寫不好才奇怪。記得年輕的時候，退稿退得完全沒有了信心，我便用沈先生的話來鼓勵自己。為什麼你會被退稿，為什麼你寫不出來，顯然是寫得還不夠多，因此，必須向前輩學習，隻有多寫，隻有咬著牙堅持。有時候，多寫和認真寫是我們唯一可控的事。出水再看兩腿泥，沈先生和他的文學前輩契訶夫一樣，如果不是堅持，如果不能堅持，他們後來的故事都可以免談。
契訶夫出生那年，1860年，林肯當了美國總統，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一把火燒了圓明園。太平天國還在南方作亂，大清政府惶惶不可終日，兩年前簽訂的《璦琿城和約》，就在這一年正式確認。此前還一直硬扛著不簽字，說簽也就簽了，這一簽字，中國的大片區域，成了俄國人的“新疆”，而庫頁島也就成了契訶夫與生俱來的國土。熟悉契訶夫小說的人都知道，如果他不是去那裏旅行，世界文學史便不會有一篇叫《第六病室》的優秀中篇小說。
考慮到隻活了四十四歲，考慮到已發表了大量小說，1888年，二十八歲的契訶夫基本上可以算一位高產的老作家了。這一年，是他的幸運之年，他在《北方導報》上發表了中篇小說《草原》。此前他的小說，更多的都發表在三流文學期刊上，《北方導報》有點像美國的《紐約客》，有點像中國的《收獲》和《人民文學》，想進入純文學的領地，必須要到那去應卯。契訶夫闖蕩文學的江湖已久，從此一登龍門，點石成金身價百倍。他開始被承認，被得獎，得了一個“普希金文學獎”。這獎在當年肯定是有含金量，大約也和我們的魯迅文學獎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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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和《第六病室》是中篇小說中的好標本，是世界文學中的珍貴遺產，說是王冠上的明珠也不過分。如果要選擇世界最優秀的十部中篇小說，從這兩部小說中選一個絕對沒有問題。
文學的江湖常會有些不成文規則，有時候，一舉成名未必是什麼好事。譬如巴金，大家能記住的隻是《家》，而他此後做的很多努力，都可能被讀者所忽視。以文學品質而論，巴金最好的小說應該是他後期創作的《憩園》，是《寒夜》。那種近乎不講理的誤讀，不僅發生在一炮而紅的作家身上，而且會殃及苦苦地寫了一大堆東西的作家。很多人其實並不怎麼關心契訶夫在他真正成名前，曾經很努力地寫過什麼。同樣的道理，大家談論沈從文，是因為《邊城》，談論納博科夫，是因為《洛麗塔》。
代表作會讓閱讀成為了一種減法，而減法又是省事和偷懶的代名詞。以一個同行的眼光來看，一個優秀作家，他的所有作品，都應該是作者文學生命的一部分。一個人也許要吃五個包子才會飽，不能因此就說，光是吃那第五個包子就行了，對有些作家來說，你真不能太著急，你就得一個包子接著一個包子吃，非得慢慢地吃到第五個，你才會突然明白寫作是怎麼回事。火到豬頭爛，馬到才成功，好的買賣往往並不便宜。偉大的納博科夫與海明威同年，這一年出生的作家還有阿根廷的博爾赫斯，還有中國的老舍和聞一多，如果僅僅是看成名，納博科夫成名最晚，晚得多，他的《洛麗塔》出版時，已是我這把年紀的老漢，已經接近了花甲之年。
話題還是回到契訶夫身上，他就是一名幹寫作活的農夫，隻知耕耘不問收獲。剛開始可能還是為了些小錢，到後來，作為一名醫生的他，如果不是因為熱愛，不是喜歡幹這個活，完全可以放棄寫作。中國人談寫作，過去常常要舉魯迅的例子，常常要舉郭沫若的例子，都喜歡煞有介事地說他們放棄醫學，從事文學，是因為文學對中國更有用，或者說比醫學更重要更偉大。這樣的看法，不僅是對醫學的不尊重，也是對文學的褻瀆。對於那些有心要從事文學的人來說，有一個觀點必須弄明白，有句話必須說清楚，並不是文學需要你，你沒有什麼大不了，是你需要文學，是看你喜歡不喜歡文學。文學沒有你沒任何關係，一個熱愛文學的人，沒有文學，很可能就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契訶夫是我們文學前輩中，最優秀的中短篇小說家。同時，他又是最優秀的劇作家，有時候，你甚至都難以區分清楚，到底是他的小說好，還是他的劇本更優秀。契訶夫究竟是應該寫小說，還是應該寫劇本，好像並沒有人討論這樣的話題。很難想象的卻是，一百多年前，已經成為小說大師的契訶夫，曾經為這個選擇痛苦和不安。1896年，36歲的契訶夫創作了他的《海鷗》，這個劇本上演時，遭遇到了空前的慘敗，觀眾一邊看戲，一邊哄堂大笑。當時的媒體終於找到一個狂歡機會，一家報紙很得意地評論說：“昨天隆重的福利演出，被前所未聞的醜陋蒙上了一層暗影，我們從未見過如此令人眩暈的失敗劇本。”另一家報紙的口吻更加刻薄：“契訶夫的《海鷗》死了，全體觀眾一致的噓聲殺死了它。像成千上萬隻蜜蜂，黃蜂，和丸花蜂充斥著觀眾大廳，噓聲是那麼響亮那麼凶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