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我國產融結合的若幹思考
經濟視野
作者：臧玉榮
摘 要：經濟新常態條件下，無論產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的運行都會遇到新的製約和挑戰。如何才能有效推動產融結合，助推經濟穩定發展，是新常態下必須破解的難題。本文梳理了我國產融結合所麵臨的困難，從而提出新式產融結合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新常態；產融結合；產業資本；金融資本
2015年，我國經濟發展的複雜性、未來不確定性都大為增強，麵臨諸多風險與挑戰。金融“融而不通”帶來的融資約束和企業麵臨產能過剩、成本過高、債務過高“三座大山”重壓，使得我國產融結合之路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麵都經曆著比以往更為艱難的時期。產融結合的戰略怎樣才能適應我國的經濟環境、當前條件下產融結合的可操作性如何等，繼新疆德隆集團等知名企業推行產融結合失利之後，再一次成為困擾學界和業界的難題。
從產融結合發展的曆程來看，發達國家都是為適應當時的曆史條件而選擇的適合自己經濟發展狀況的模式：如美國的市場主導模式、德國的全能銀行模式、日本的主銀行模式，都為推動本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使之在短時間內成為強大經濟體。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逐漸興起的產融結合，在借鑒國外經驗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由產而融”的發展模式。但是，整個宏觀經濟向新常態的轉速換檔期，仍對產融結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
一、新常態下產融結合所麵臨的新挑戰
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麵臨轉折期：一方麵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長達近30年的高速增長難以為繼，無論學界還是業界都對7.5以上的增長速度信心不足；另一方麵正在進行的新一輪市場化改革有望為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供一個穩定的基礎。中央的判斷是這一形勢將會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持續存在，也就是說，我國將由舊的經濟發展狀態向新常態過渡。
此前我國的發展可以借鑒世界上其他國成功的經驗，如亞洲四小龍和日本是如何在薄弱的基礎上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也可以吸取不少經濟體發展過程中的教訓，從而避免如阿根廷等所經曆的誤區和歧途。盡管我國不會複製別國的發展路徑，但是以前對經濟發展有著相當確定的目標和方向。而今，我們處於新經濟、新常態的轉折路口，這是一個無人引領、而未來不確定性增強的時期，我們隻能再一次“摸著石頭過河”。
實體經濟發展後繼乏力，不單純是宏觀層麵的產能過剩、產業資本流動性較差或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原因。企業自主發展能力不足、囿於生產力擴張的傳統發展模式，甚至於部分企業成為隻占有資源、勞動力卻無法盈利的僵屍企業，
在這種情況下，產融結合是否能夠順利、有效進行，應當為產融結合創造怎樣的產業和製度環境，就成為新一輪改革應當重點關注的問題。
二、新常態下產融結合的路徑選擇
產融結合，歸根結底是要從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共同發展來進行推進，實現產融平衡，從而真正創新企業發展模式，在全球化和競爭白熱化的市場環境中，實現可持續發展，強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正如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社會融資成本，讓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實體經濟。”
首先，立足於強化實體經濟發展，在優化產業結構的基礎上，增強產業資本的活力，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長期以來，我國產業資本的重點集中在製造業。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努力，製造業一直是我國經濟後發爭先的基礎，在國際市場上具備優勢地位，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產業。盡管存在結構性的產能過剩，在其優化升級的過程中一定要遵循市場的主導地位和決定性作用，由市場來進行優勝劣汰才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