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再次強調：人們常常低估了神經症的嚴峻後果。我並不是說人們將一個患神經症的朋友當成正常人看待和交往；也不是說醫生給他一些精神安慰，建議他連續幾周進行冷水浴或安心靜養一段時日。因為，這些隻是外行和對這方麵知之甚少的醫生的看法，他們這樣做隻能達到短暫安慰的目的，根本起不到其他重要作用。
實際上，一個長期得神經症的人，就像患肺結核或心髒病一樣，雖然沒有完全癱瘓，但是他一輩子都會背上沉重的十字架。由此說來，社會中患神經症的人很多都是行屍走肉，形同廢人；而症狀較輕的患者，其精神上也總會受到痛苦的折磨。假如真是這樣的情況，那還算好的，因為損失是可以預料的，但事實上情況並不容樂觀：因為，不論多少人患這種病，也不論這種病會傳播擴大到什麼樣的範圍，但是最終結果都會導致社會並不能達到它最初的目的，它曾苦心經營要壓製那些有害的精神力量，但聰明反被聰明誤，到頭來卻被這些力量所害。犧牲個人是社會推崇的道德法則，但是它並不能從中得到任何好處，因為，假如社會中真的充斥著大量的神經症患者，這個社會的好壞就不言自明了。我們可以舉例來說明這個情況，一個女人不論性生活還是日常生活經驗她都不能得到滿足，那麼她對丈夫根本毫無感覺，可是由於社會道德的教育，她又必須得熱愛她的丈夫，這樣才能符合社會定義的理想的婚姻狀態。由此，她隻能采取各種手段來壓製自己的真實感情，違背自己所追求的目標，傾盡全力去做一個所謂的溫柔、體貼、順從的好妻子，但這種壓抑過久，她遲早會患上神經症，這樣，丈夫的負擔就變得更重。
從丈夫的角度來看，這就像是一種報應，他從中得不到任何滿足和愉悅，反而是無盡的麻煩，與其這樣，他寧願妻子公開坦白說不愛他，也不願如此痛不欲生。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到造成一個神經症患者帶來的連鎖反應。這裏，除了性衝動之外，社會壓製的一些其他有害的衝動也同樣得不到它預設的補償。例如，一個天性暴躁的人要想變得非常“慈悲”，那麼他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作出相當大的犧牲，這很可能已經超過了他所能得到的東西，就是說，他因此做的善事和之前沒有壓製天性比較，很可能還會更少。
我們知道，對性活動的嚴格限製會極大地增加人們對生存的焦慮感和死亡的恐懼感，任何一個民族都不例外。這種既幹擾人們享受生活樂趣的能力，又摧毀他們冒險精神和大無畏的勇氣的心理狀態，會導致人們不想繁衍後代；一個不能繁衍後代的個人或民族，早晚會滅亡。那麼我們還要去為這種文明的性道德而犧牲一切嗎？作為一個社會的人，人生要享樂的觀念和個人幸福是文化發展目的重要一個部分的觀念不時提醒我們，我們不希望犧牲自己去維護一個毫無意義的製度。我隻是一個醫生，我沒有涉及一個改革方案的權利，我的義務隻能是參考艾倫費爾斯先生的意見，列舉出文明道德的各種惡果，並指出它導致文明人神經質不斷增加的事實。我通過自己的補充和進一步解釋，希望讓人們認識到，實施性道德的改革已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