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瀾寫給妻子王荷馨的遺書稱：“現在孤軍奮鬥，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
戴安瀾給三位親友寫的遺書，則意在托孤：“……餘如戰死之後，妻子精神生活，已極痛苦，物質生活，更斷來源，望兄等為我善籌善後……”一位軍人、一位丈夫、一位父親的悲情與眷戀，躍然紙上，讀來讓人心酸不已。
戴澄東說，父親的遺書寫好後就放在了他的軍包裏。他犧牲後，軍包被送回家，母親看到遺書時，父親已犧牲一個多月了。
戴澄東告訴筆者，父親的犧牲並非在同古戰役中，而是在緬北撤退時。同古戰役後，戴安瀾的200師在杜聿明的指揮下，打了一場漂亮的棠吉收複戰。然而，局部的勝利無法挽回整個戰局的失敗。隨著臘戍等地陷落，遠征軍奉令北撤回國。
“北撤途中，父親在突破敵人封鎖線時，被子彈打中腹部受傷。”戴澄東說。1942年5月26日，200師擺脫日軍追擊，抬著受傷的師長，來到緬北叢林深處一個叫茅邦的村寨。
據200師作戰日誌記載，當天下午，戴安瀾精神突然好起來，讓部下扶起他，整理好衣冠，深情地朝著祖國的方向望了又望，然後壯烈犧牲，年僅38歲。這裏，距中國邊境僅有三四十裏。
“父親遺體被運回國內，國民政府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戴澄東說。
湮滅的遺跡，不滅的意誌
旅緬遠征軍老兵張富麟在世時，經常吟誦一首唐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騎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尤是金閨夢裏人。”這是中國遠征軍的寫照，也是這位老兵的悲壯心境。
行走緬甸，尋訪中國遠征軍戰場遺跡，心裏會不由自主地升騰起另一種“悲壯”—被血火淬煉的曆史，激蕩著令人振奮的豪邁；而見證曆史的遺跡與記憶，卻在時光的風化中，漸漸湮滅。
“遺址永遠存在，遺跡都找不見了。”一位遠征軍老兵的後人這樣說。緬甸曾有十餘處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墓地及紀念碑。由於曆史上的原因，這些墓地與紀念碑絕大多數都被破壞，僅有同古一處紀念碑因處於緬甸國有學校內而得以幸存。在密支那，一位遠征軍老兵後裔帶我們尋訪了三處遠征軍墓地遺址—兩處變成了學校，一處變成了居民區。如果不是有人帶著，你根本看不出這裏曾是殉國英雄們的埋骨之地。
老兵的血火記憶，也在隨著歲月的磨洗，漸漸遠去。散落在緬甸的遠征軍老兵，目前健在的還有15位，我們走訪了其中的5位。健在老兵中，年齡最大的已近百歲，最小的也超過90歲。處於風燭殘年的他們，許多人神智已不太清晰，記憶出現了混亂，無法準確回憶曆史。而他們的家人也已漸漸“緬化”—自小在緬甸長大，多數人不會講中文，對父輩的過往經曆隻知大概。記憶的傳承在這裏出現了斷層。隨著老兵們漸漸老去，這些最直觀的曆史記憶在一點點消逝。
然而，隨著尋訪的腳步漸漸深入，我們才體會到，鉤沉遠征軍曆史，不僅僅要記住他們的悲壯與輝煌，更要透過戰爭的烽煙，尋找一種不會被時光湮滅的永恒的東西。
終於，當我們走進曆史深處，在和老兵及後人們的對話中，在與學者專家的交流中，在對舊戰場遺址的尋訪中，在泛黃史籍的翻閱中，我們觸摸到了這種可以穿透歲月、可以永不磨滅的東西—意誌。
在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敵手的情況下，戰爭，打的就是意誌。中國遠征軍由於給養差，出國征戰連雙軍鞋也沒有，穿著草鞋就上了戰場，因此被稱為“草鞋軍”。然而，就是這支草鞋軍，同古保衛戰中孤軍深入，在日軍飛機大炮狂的轟濫炸下，在一片焦土與瓦礫的廢墟上，以血肉之軀阻擊日寇12晝夜，靠的就是頑強的意誌。
打仗是一種意誌，主動赴死又是一種意誌。北撤途中，千餘重傷員集體自盡，隻為不拖累大部隊的行軍；野人山裏，女兵拚盡最後的力氣跳下懸崖，隻為給生命留取最後一絲尊嚴。意誌不隻是勇氣，更是一腔奔湧的熱血和情懷。
赴死是一種意誌，活著也是一種意誌。大半個世紀的生涯中，旅緬老兵李光鈿堅持不入緬甸籍，以一種“純粹中國人”的身份，艱難生活在異域他鄉；人生的最後階段，老兵楊伯方守護著一塊遠征軍紀念碑，如同陪伴著昔日戰友，直至生命的盡頭。意誌裏不僅有愛，更有矢誌不渝的信念和堅守。
軍人的意誌，源於家國情懷，源於對祖國、民族無限的忠誠與摯愛。在這種意誌的引領下，他們為疆土而戰，為尊嚴而戰，為獨立與自由而戰，雖浴血而無懼，雖百死而無悔。說到底，軍人的意誌，更是一種民族精神。
摘編自2015年6月2日《新華日報》
責任編輯：葛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