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國內以顛覆此前形成的曆史性結論為己任的“新史學”認為，蔣介石領導的國軍是抗戰主力，國軍的作戰地區即是抗戰的正麵戰場。這本無異議，因為當時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都在蔣介石及其中央政府的控製之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新史學”的用意在於以此貶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各遊擊隊對抗戰勝利做出的巨大犧牲和貢獻，並進一步得出共產黨遊而不擊的結論，徹底否定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戰。抗戰主力也好，正麵戰場也罷，甚至包括張自忠、戴安瀾等數十位英雄將領及數百萬官兵氣壯山河的鐵血死戰、以身殉國，都不足以遮掩作為抗戰主力在正麵戰場作戰的國軍，在幾乎所有的會戰、大捷之後，都以國軍的失利或撤退而告終的事實。這是不爭的事實，不是用因為我是抗日主力、我是主戰場，日軍肯定傾其主力來對付我，所以結局隻能如此，就能解釋得通的。
所以，真正客觀公正的“新史學”，應該建立在既然這一段曆史已經定格，那麼當時究竟發生過什麼？又是什麼原因使曆史隻能呈現現在這番模樣？靠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是不會有結果的。
既然曆史和勝利是由細節堆積而成，那就讓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麼關鍵性細節阻擋了抗日主力在正麵戰場贏得本該屬於他的勝利。
1944年8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提到蘇聯代總顧問古巴列維赤對國軍作戰指揮能力的評價：“團以上到軍師為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名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戰計劃，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
對於作為抗戰主力的國軍來說，這樣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幾乎可以被看作是國軍屢戰屢敗的極為隱秘亦極為關鍵的原因。也就是說，導致國軍作戰不利的原因可能還會找出許多條，但這一條是極其致命的：從抗戰開始直到結束，蔣介石及其手下都未能建立起一整套近現代軍隊必不可少的參謀製度。而沒有有效的參謀製度，既是由於當時的國軍除中央軍外，大多還殘留著舊軍閥的尾巴，其特點就是兵隨將有，指揮官把部隊看作是自己晉升的資本和私人財產，所以在這支部隊中，隻能由他一個人說了算，不可能弄出一個參謀製度來與自己分權；同時也源於部隊指揮官們對近現代作戰及參謀製度作用的無知。許多從舊軍閥搖身一變成為國軍將領的指揮官，對參謀及其作用的理解還停留在師爺、幕僚的水平，以為這些人隻要識文斷字、能為自己起草公告文書就堪當參謀重任。而這些人不曾經過基本的參謀業務訓練，連辨識現代地圖的能力都沒有，甚至會鬧出把黑白相間的比例尺認作鐵路的笑話。這樣的軍隊不懂兵要地誌為何物，不是很正常麼？正是這種“正常”，才導致了八年抗戰打得艱苦卓絕，犧牲巨大。雖然以身殉國的將士們個個都英烈千秋，可歌可泣，但其中有幾多是由於指揮官魯莽，隻知死打硬拚而造成的無謂犧牲？
反觀日軍，早在明治時期就建立，又在大正時期完善了從法德軍隊學來的參謀製度，建立起了參謀本部。這一製度雖然最終導致日本軍方坐大，也把日本國民引向毀滅的法西斯戰爭之路，但客觀地說，其在與對手交戰時，還是充分發揮了參謀製度的效率和效能。
那麼，為什麼當年的日軍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參謀製度，而中國軍隊卻沒有？為什麼日軍精於對兵要地誌的研究，而中國軍隊卻疏於此道？
試圖解答問題的結果必然帶出更多的問題。
這讓我想起讀竹村公太郎的《日本文明的謎底—藏在地形裏的秘密》一書時，帶給我的震撼：同樣是種植水稻的民族，為什麼日本人在種植水稻的過程中形成了團隊合作精神，並一以貫之，直到把它帶入現代工業社會，使之形成日本式的企業精神，而我們卻在數千年裏始終安於一家一戶式的小農經濟，由此造成整個社會的一盤散沙式局麵，非要等到大敵當前、鐵蹄踐踏才奮起反抗。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以及中國共產黨人非凡的動員能力，把一盤散沙擰成一股套在侵略者脖子上的絞索，中國是否至今還在衰敗中沉淪？
答案，或許就隱藏在中日兩國不同的曆史和迥異的國民性格的細節中。
責任編輯：葛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