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的準備早了半個世紀
1871年，日本明治天皇下達“廢刀令”，在全國範圍解除武士階層的武裝，自此，曾經在日本曆史上地位顯赫的武士集團，成了無首可依、無主可忠的散兵遊勇。這些整日在市井內胡混閑逛滋事的失業浪人，一度可能成為日本社會的禍患。但身為時代中人，個人命運幾何，往往取決於當時的國運。武士沒落之日，適逢“明治維新”之時，日本國運正處於上升期。在福澤諭吉等日本大腦的煽動下，整個日本集體向西轉，口頭上“和魂西體”，行動上“脫亞入歐”，從教育體製到工業體製，全盤西化。不過一二十年間，其國力驟然膨脹。膨脹的國力與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的矛盾日漸顯現，於是再拜西方殖民帝國為師，“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邪惡念頭在日本朝野上下日漸滋生。特別是在1894年甲午之戰中擊敗大清國海軍，又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大獲全勝之後，開疆拓土的念頭已升騰為日本人不可抑製的野心。這一時代背景給由武士沒落為浪人的失業大軍帶來了曆史機遇，“占領滿州”，“征服支那”，這些在日本軍政界半公開談論的目標，使落魄浪人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失意者，與日本軍政界的狂熱分子一拍即合，找到了他們人生新的用武之地，成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迷夢的先遣隊，這些人中老有樺山資紀、岸田吟香，青有荒尾精、浦敬一。特別是浦敬一，因曾三度試圖單槍匹馬獨闖中國西部，後失蹤於第三次冒險途中而在日本轟動一時，成為大陸浪人的“楷模”，其“事跡被間諜界人士大肆渲染。在這種‘英雄人物’發酵效應的推動下，日本間諜和浪人紛紛踏上了侵略中國的不歸之路”。
那麼，這些日本的“先遣隊”到中國來都幹了些什麼？表麵上，他們開貨棧、開餐館、開書店，甚至開妓院，但暗中所做的卻都是一件事：搜集與中國有關的一切情報，為不會太久後的侵華戰爭做準備。
在所有情報搜集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中國的兵要地誌。
兵要地誌是侵華日軍的利器
在異國土地上作戰，如果事先不了解不熟悉對方的地理環境、風土民情、氣候變化，那就如同“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這也是為什麼日軍在侵華戰爭早期，其一線部隊指揮官大多是精通“支那兵要地誌”的“中國通”的原因。其代表人物就是最後站在東京大審判戰犯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早在1924年，擔任日本陸軍大學的兵要地學中佐教官時，板垣就在講義中詳細講授過有關中國的人文自然地理。講到“北支那”的情況時，他特別提醒日軍注意，“關內各道路，能通野炮的少。京津地區地形低濕，遇降雨增水，則影響作戰”。
要知道，板垣所講內容並非照本宣科，大多是他多次秘密潛入中國實地考察得來。令同期中國軍人汗顏的是，像他這種掌握中國作戰地域第一手資料的日軍前線指揮官，並非鳳毛麟角，而是大有人在。
沈克尼先生在《日軍編印的中國兵要地誌縱橫說》一文中寫道：“日軍參謀本部要求，對區域的地質、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進行戰略戰術上的評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狀態、植被狀況等對軍隊展開、運動、指揮、聯絡、展望、射擊及方向維持的難易，河川的水深流速、河高性質、泛濫區景觀、障礙程度、兩岸地形，天候季節對水量的增減影響，以及橋梁徒涉場情況”等等，要求之細微、之詳盡，可謂無以複加。
在如此嚴格的要求下，一線部隊的情報細節掌握就更加精準。如當時中國軍隊繳獲並翻譯的日軍《野戰騎兵排長必攜》手冊，更是細致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滿洲之土地，稍遇陣雨，則忽成泥濘，因此發生粘著力，以致增加馬掌脫落之事。”又如，“水井水量一般均少。一小時之湧入量不過約為五鬥。故對井口一個之分配人員約以百名（馬匹則約為其五分之一）限度”。
當你的對手對你的情況熟悉到這般地步時，他在你的土地上作戰，自然也就可以進入《三十六計》中所說的“反客為主”境界。由此可知，日軍在侵華戰爭早期打得較為順手，除了其氣焰正盛加之武器裝備、訓練水平等優勢因素外，對作戰區域兵要地誌情況的先期掌握，不能不說是一大關鍵要素。
中國軍隊緣何疏於兵要地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