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內亞有兩萬多華人，疫情發生後，許多人都離開幾內亞回國了，但還是有7000名中國人在堅守。中國不斷派來防控埃博拉的專家，大使館定期舉辦埃博拉等重點傳染病的講座，給當地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支持。在當地一直沒有華人發病，這就是個奇跡。當地的中資機構、中餐館、中國人開設的酒店超市甚至中餐館的門口都放置了洗手池，洗手的習慣將通過接觸傳播的風險降低了，並有專人負責體溫測量，體溫正常者才能進入。這再次證明了埃博拉疫情還是可以防控的。但感染風險仍在，那些從埃博拉肆虐的國家回國後發病的風險也同樣存在。
雖然疫情已經持續一些時間，關於埃博拉的宣傳也在開展，但在幾內亞，尤其是在比較偏遠的地方，老百姓中還是有一些謠言和不科學的言論的。有人認為埃博拉不是一種病毒，而是某種化學藥物引起的；還有人說：治療埃博拉的藥物有毒，就是讓服了藥的人死亡，這樣傳染源就會消失。還有些居民會上報虛假死亡以便領取政府發放的喪葬金。
非洲的喪葬習慣是導致埃博拉疫情傳播的重要因素，他們撫摸、親吻逝去的親人，這都是傳染的途徑，當地部分居民為了堅持喪葬習俗，襲擊了幫助掩埋屍體的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甚至在恩澤勒科勒地區還發生了當地醫療衛生人員不幸遇害的惡性事件。可以看出，在疫情防控的過程中，正確的宣傳教育絕對不可或缺。這些謠言都需要通過主流媒體包括電視、廣播的宣傳，及發動當地民眾和各種NGO組織的宣傳來破解。這次的疫情防控絕不僅僅隻是個醫學問題，也不僅僅是一次公共衛生危機，而是一次社會危機，一次人道主義危機，一次經濟危機，對非流行區的國家亦構成了國家安全的威脅。
為了這次的埃博拉疫情，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美國疾病預防與控製中心（CDC）、無國界醫生組織等成立了亞區域埃博拉疫情協作中心（SEOCC），定期召開電話會議，分析西非流行國家（利比裏亞、塞拉利昂、幾內亞、塞內加爾、尼日利亞、剛果金）的疫情。目前三個國家（利比裏亞、塞拉利昂、幾內亞）疫情比較嚴重，相比另外兩個國家，幾內亞政局還算平穩，有完整的政府體係，這些都是控製疫情的優勢。但是，由於幾內亞人有很多親屬居住在利比裏亞和塞拉利昂，人員往來頻繁，在另外兩個國家發生戰亂時，就會有大量難民逃亡到幾內亞，所以，幾內亞的邊境幾乎不設防，這給疫情控製增加了難度。幾內亞全國僅有2個埃博拉治療中心（科納克裏和蓋凱杜）和1個埃博拉轉運中心（馬桑達），蓋凱杜和馬桑達均屬於三國交界的區域，也是幾內亞疫情最嚴重的地方。
東卡醫院和中幾友好醫院是首都科納克裏最大的醫院。東卡醫院在市中心，中幾友好醫院位置較偏遠，是中國和幾內亞友誼的象征，醫院從大門到診室標示都是中幾雙語的。在中國的支持下，醫院準備建立瘧疾治療中心，屆時將成為首都甚至全國最大、最專業的瘧疾治療地點，考慮到醫院的人員、物資配備等方麵因素，醫院並沒有收治埃博拉的計劃。
“從9月底開始，在SEOCC的會議上，塞拉利昂在彙報疫情進展時不斷提到了中國的名字，中國在塞拉利昂設立的實驗室，為當地提供了大力支持，塞拉利昂官員對中國的援助表示認可和感謝。中國大使館也通過對幾內亞政府官員的需求調研，準備再次向他們援助物資。當聽到那邊的人對中國的肯定和讚揚時，我真切地感覺到中國的強大。而這個時候我也深刻地感到了一種驕傲，那是在國內怎麼都感受不到的驕傲。就像別人在感謝和表揚你的親人，你由衷的高興。”劉東磊說。
劉東磊在當地工作了20天，以到世界衛生組織聽取SEOCC的會議為主。他在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例會上與當地政府官員建立了聯係，通過郵件聯係能得到當地的疫情防控動態；在當地政府及中國大使館的幫助下，去東卡醫院、MSF管理機構、中幾友好醫院，實地調研當地的防控措施、應對能力，了解物資需求，以便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幫助。
劉東磊回國後，依然嚴謹遵循著隔離觀察原則，不出門買菜、不叫外賣，他在網上和同事們開玩笑說：“哪兒都不去，誰都不見，不發燒、不腹瀉、不嘔吐，朋友們放心。覺得方便麵挺好吃的。”
說起在幾內亞工作的日日夜夜，他有很多感觸：“由於疫情的緣故，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裏的大街上，幾乎看不到外國人，對國家經濟必然產生很多影響，但當地老百姓依舊平靜地生活，隨處可見踢足球的孩子，路邊坐著邊喝咖啡邊聊天的當地居民，他們向我打招呼，用漢語向我問好。安詳的民族性格，讓人敬佩。最讓我感動的是當地的醫護人員，以及無國界醫生的救死扶傷的精神，他們真的很忘我，希望埃博拉疫情能夠早日得到控製，希望當地居民的生活永遠平靜、祥和。”
（感謝北京市疾控中心對本文大力支持）
責任編輯 張小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