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衍早年學儒，後以陰陽之學成名，善言“天人”之學，人稱“談天衍”。鄒衍以儒術幹世而不用，於是“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的理論基礎是天文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融“陰陽說”和“五行說”為一體，以“陰陽消息”、“陰陽轉移”來論述宇宙的變化原因，將本來著眼於自然世界的陰陽五行學說向社會政治理論方麵推衍，形成“五德終始說”，目的在論證“天”、“人”間的互動關係，建立一種涵蓋天人、無所不包的宏大體係，在當時影響很大。《史記》中記載說，“騶（鄒）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與孔子、孟子遊說列國的遭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鄒衍以“五德終始”為王朝的變化模式，將五行說與曆史朝代更迭結合起來，以五行分屬不同朝代，認為各個朝代都以一種“德”為主，隻有與金木水火土相應的五種特質中的一種相匹配，才能獲得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權威性。比如周以火德，代它的新朝將以水德，所謂“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這樣循環往複，五德終始（轉移），天人之間就產生了密切的關係，如果不擁有、不遵循與這種元素相關的特質，就是有悖於天道。“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呂氏春秋·應同》），這種天人感應思想體現出鄒衍政治觀念中規範人君的思想，也成為後世災異說的理論基礎。到漢代，董仲舒以陰陽五行為其理論體係的框架，將儒家傳統的政治倫理主張填充其中，完成了漢代經學的理論改造。在實際政治中，這種學說也極為盛行，秦始皇統一六國，是以水德代替火德，漢朝建立，所秉持的是土德，後來王莽、劉秀先後稱帝，也不得不從中尋求一定的合理性。甚至一直到辛亥革命取消帝製為止，皇帝的頭銜仍然是“奉天承運皇帝”。所謂“承運”，就是承五德轉移之運。
（五）法家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頗具影響的一個學派，對於法家的起源，《漢書·藝文誌》中說：“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製。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代表的是從法製主義的道路去思考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秩序的一個流派。但法家的核心思想並不是法律與審判，“法家所講的是組織和領導的理論和方法”，當時稱他們為“法術之士”。
葛兆光認為“按照法度和規則管理社會，其實都是對人性之善端失去信心後的想法”，因此申不害主張“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慎到說“據法倚數”，商鞅說“不可以須臾忘於法”（《商君書·開塞》）、“法任而國治”（《商君書·慎法》），都是考慮到不能再像儒家所說的那樣，依靠人內在的道德自律意識和外在的禮儀象征形式維持社會秩序，而必須依靠外在的法律約束，從而達成一個嚴格有效的官僚管理係統，形成整齊、規範的社會秩序。隨著社會秩序的越來越混亂，軍事力量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土疆域的擴大對管理的需求越來越迫切，“法”的思想就越來越凸顯出其價值與力量，所以韓非子說：“釋法術而以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韓非子》卷八）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李斯、韓非子等，他們的觀點思路並不盡一致，有的強調君主對權力的控製，有的強調君主在各種權力之間的製衡與操縱，有的偏重法律製度的絕對性與實用性，但共同之處在於側重從法術、製度層麵去解決社會秩序問題，維護國君的政治統治，所以也基本反映了法家思想從春秋到戰國後期的一個發展脈絡。
管仲被視作是最初的法家，他以輔佐春秋五霸之一齊桓公而聞名。但今存《管子》一書並非春秋時管仲所撰，實際上是西漢劉向依據齊稷下學宮的學術資料彙編而成，其思想傾向也並非全屬法家，混雜有道家、陰陽家、儒家等的思想資料，但他強調明君“置法以自治”（《管子·法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管子·任法》），已反映出法家的基本思想。此後，李悝在魏國，申不害在韓國，商鞅在秦國相繼推行法家思想進行政治上的變革，稷下學宮的慎到也是這一時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其中商鞅、李悝強調“法”，就是要求臣民必須遵守法律、法令，所謂“明主慎法製。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商君書·君臣》），如此則強國、利民。申不害強調“術”，實際上是講君主駕馭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慎到強調“勢”，指的是君主要獨掌軍政大權，維護君主的權位、權勢，這樣就能“抱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所謂“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慎子·民雜》），有老子政治思想的影子。
商君任法，申子用術，慎到重勢，對三者各有側重。韓非則結合了法、術、勢，成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據《史記·韓非列傳》載，韓非為“韓之諸公子”，現代學者相信“這個顯貴的地位和接近權力中心的生活環境對他思想和學說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他生長的環境決定他的學說很難有其他各家那樣顯而易見的平民色彩，其思想也不外是“維護君王地位的鞏固和權勢的獨尊”。韓非認為法、術、勢三者都是“帝王之具”，是君主統治的工具。首先，治國需用法治，法令應該公之於眾，客觀公正，“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並且必須強製實行，“賞罰使天下必行之”（《韓非子·難一》）。韓非又強調“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並總結出“無為術”、“形名術”、“參伍術”、“聽言術”、“用人術”等具體的政治權術，君主用以駕馭群臣、實施統治。與法、術相應的，韓非還強調“勢”，“勢者，勝眾之資也。”（《韓非子·八經》），勢是一種強權，一種專政的權力，“國君隻有‘操權’、‘處勢’，才能製天下、征諸侯”，沒有權勢，則不能鞏固政權、征服天下，具體表現就是善用刑德（或曰刑賞、賞罰）之法，“明主之所導製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韓非子·二柄》）
韓非綜合前期法家法、術、勢三派的思想，提出了麵對當時社會變革的解決思路，其政治理論體現出鮮明的專製性質，秦始皇的暴政及焚書坑儒等措施都與韓非子的理論深有關係。“如就現實曆史的觀點看，無人能否認法家對當時曆史的巨大作用。從周代的封建政治轉變到秦代的專製政治，是春秋、戰國間社會變遷的一個主要部分，促進這一變遷，各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貢獻，而全力推動這一變遷，並直接有助於完成這一巨變的，是法家。”但是秦朝二世而亡，使得後人對於法家的印象偏於苛法酷刑，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過秦論》）更成為秦朝滅亡的原因，因此，漢代以後直至清代，曆代統治者雖然從未真正摒棄法家思想，但表麵上往往尊儒，大抵采用外儒內法的統治策略，儒法互補、交相為用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也真正穩固了曆代王朝中央集權的統治。
（六）其他各家
除以上諸家以外，先秦諸子中還有名家、雜家、縱橫家、農家及小說家等。
名家討論“名”（概念）和“實”（存在）的邏輯關係問題，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孫龍，分別代表名家的兩個基本派別。惠施強調實的相對性，強調實際事物是可變的、相對的，公孫龍強調名的絕對性，強調名是不變的、絕對的。名家分析事物的矛盾統一現象，具有深刻的辯證法思想，對古代邏輯思想的發展有很大貢獻，真正接近了“哲學的心髒”。遺憾的是，古代正統文化中，學問的目的是“經世致用”，名辨之學在當時被視為“詭辯”，“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論六家要旨》），後來也不受重視，漸成絕學。近代以來，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名家所探討問題在思想史上的價值所在。
按照《漢書·藝文誌》的說法，雜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可見其特點就是綜合諸家之說，兼收並蓄，突出的代表就是《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彙集各家學說而成，很難說有多少創見，但它在先秦學術史上也有獨特的價值，就是保留了大量曆史材料，包括諸家學說、科學技術、天文曆法、醫學音樂等，從另一角度來看，雜家的出現反映了戰國末學術文化融合的趨勢，實際上這一趨勢在荀子、韓非等學者那裏已顯露無疑，但結果是，“隨著大一統曆史趨勢的進程，學術的自由空間不斷被擠壓，學者們的創造性思維也不斷萎縮。”最終，雜家之末流不免墜入“漫羨而無所歸心”（《漢書·藝文誌》）的境地。
另外，縱橫家應戰國時代政治需要而起，麵對戰國紛爭的形勢，多直接參與時政，少思想之探索，縱橫捭闔，遊說辯難，在諸子中獨具特色。農家“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漢書·藝文誌》）。小說家雖是小道，但“必有可觀者焉”。先秦諸子在各個領域都閃耀著思想和智慧的光輝。
諸子時代的終結是一個令人遺憾的話題，卻也是曆史的必然，隨著遊學、養士土壤的消失，法家專製文化的盛行，以及諸子各家學術思想內在缺陷的凸顯，諸子百家繁榮的時代結束了。“‘百家爭鳴’的結束，不僅僅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也不僅僅是漢武帝罷黜百家，也是由於折衷與融通已經兼容了各家，使各家界限日益淡化的結果。思想的統一往往是以特色的泯滅為代價的，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而無可奈何的事情就是曆史。”透過曆史，回望諸子，這是一個令後人無限向往的時代，三百年間，一個個大師閃耀在學術的星空，這是人類的群星閃耀時，自由、純淨，激揚、思辨，百家爭鳴，是後人無法企及的思想境界，中國古代學術、中國傳統文化發軔並且達到高峰的時代，多麼神奇，多麼不可思議，變亂的時代造就了最輝煌的學術思想，最自由的思考，最具獨創性的著作，為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礎。千載之後，後人仍然不能超出其籠罩，仍然無法擺脫其影響，與先秦諸子相比，後來者隻能夠仰視，隻能夠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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