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講先秦諸子與中國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學者輩出，各自著書立說，因為學者不止一人，流派不止一家，故稱之為“諸子”，又稱“諸子百家”，稱此種現象為“百家爭鳴”，為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學術自由繁榮的第一個重要時期，並深遠地影響著後來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學者借用雅斯貝爾斯的理論，往往稱之為中國思想文化的“軸心時代”。
一、先秦諸子的起源問題
先秦諸子時期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軔期，有關諸子的起源問題是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爭論最大且最久的問題之一。
最早《莊子》認為儒家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先秦學術思想之源，諸子百家是流，諸子是在繼承六經的基礎上發展而成一家之言的，“（六經）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莊子·天下》）在《漢書·藝文誌》“諸子略”中也有類似表述，所謂各家之說“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這一說法隨著儒家地位的提高影響越來越大，後來劉勰說諸子“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文心雕龍·諸子》），就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唐代古文運動領袖韓愈、柳宗元從散文發展的角度主張諸子散文淵源於六經，清代學者章學誠撰《文史通義》，探討學術原委，持“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之觀點，基本上都屬於莊周一派。
班固的《漢書·藝文誌》繼承劉向、劉歆父子的看法，在追溯諸子淵源的時候認為各家皆出於王官，比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等等，到《隋書·經籍誌》明確同意《漢書·藝文誌》的觀點，此後班固等人的看法逐漸為人所接受。清代諸子學中興，汪中、龔自珍、章炳麟、劉師培等學者都支持班固的說法，仍然主張諸子“大抵出於王官”(章炳麟《諸子略說》)。諸子出於王官說，傳承久遠，幾成學術界的定論。但自古至於今，仍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所編《淮南子·要略》就認為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將諸子學術思想的產生與特定的政治社會條件聯係起來。這種觀點長期以來不為人所重，一直到近代，才得到胡適的認同與提倡。胡適作《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以及《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相關論述，就是揭示發揚《淮南子·要略》的看法。在胡適看來，“古者學在王官是一事，諸子之學是否出於王官又是一事。”先秦諸子學說博大宏富，其思想價值遠在王官之學之上，諸子之學與王官之教不可同日而語，且存在對立之處，因此，“諸子自老聃、孔丘至於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王官無涉。”“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這表明胡適雖然沒有從社會曆史條件深入闡發諸子的起源問題，但已經清醒地意識到社會環境對學術思想的深刻影響，較之前人僅僅從學術傳承角度研究學術史具有更廣闊的視野，從而加深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胡適對傳統學術觀點的挑戰，在當時引發了一場關於諸子起源的討論，也推進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探討。比如馮友蘭就修正發展《漢誌》“諸子出於王官說”，提出“諸子出於職業說”，認為諸子直接出於職業，間接地出於王官。呂思勉折中前說，總結先秦諸子興起有兩個原因，一曰出於王官之守，官、師分離，二曰出自救時之弊。蔣伯潛也認為，“在學術本身者，謂之因，在當時之環境者，謂之緣”，“西周學術皆在官府，官師合一，至春秋而天子失官，官師之學遂分裂成私家之學，是謂前因；諸子書多為匡正時勢之言，知其為應時而起，是謂之後緣。”（《諸子與理學》）侯外廬等人依據曆史唯物主義觀點,闡明社會經濟的變革是諸子興起的“主要的物質基礎”(《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令人耳目一新。在討論中，學者們從不同方麵談論諸子學的內在淵源，同時又注重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曆史條件，使諸子起源問題逐漸明晰化。五四以後，仍堅持“諸子出於王官說”的學者已不多見。
綜合各家之說，諸子百家的興起是經濟、社會、政治變化的直接結果，既有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也是對政治社會進行變革的內在要求的結果。即如呂思勉所言：“先秦諸子之學，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興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鬱積，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時勢，乃如水焉，眾派爭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積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偉，而影響於人必深。”
官失其守，學術分裂，由天子而諸侯，由官學而私學，乃諸子百家產生之學術條件。早期中國思想世界中的文化承擔者主要是貴族知識者，比如祝、卜、史等，但是到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社會變革，隨著周王朝實力威望的衰退以及諸侯國地位的上升，這種過去被壟斷的思想權力逐漸分散，一些掌握知識文化的王官流落到各諸侯國，就是孔子所感歎的“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王官失守，學術下行，逐漸造成諸子百家各執一端、百花齊放的學術局麵。
另外，從春秋到戰國時代，政治、社會劇變，“道術將為天下裂”，為諸子學說產生之政治、社會、經濟條件。《漢書·藝文誌》“諸子略”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衰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闡明了諸子起源的社會因素。古代中國社會最重大的變化就是士階層的崛起，餘英時的研究基本闡明了這一時期士崛起的兩種類型，即原屬王官的知識階層下移以及下層士人因受教育掌握文化而上升。崛起與獨立的士階層，麵對劇烈動蕩的局麵，以匡君救世為己任，或遊說列國，或講學著書，或批判現實，或執掌國政，紛紛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思想觀念，多具獨立思考之學風，絕不苟同別人的見解，造成了春秋到戰國時代最為輝煌的諸子百家爭鳴之局麵。
當時雖號曰百家，但在眾多學派中，比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陰陽等數家。
最早《莊子·天下》與《荀子·非十二子》，分當時諸子為六派。《莊子·天下》所分六派為：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鈃、尹文，三彭蒙、田駢、慎到，四關尹、老聃，五莊周，六惠施、桓團、公孫龍。《荀子·非十二子》所分六派為：一它囂、魏牟，二陳仲、史鰍，三墨翟、宋鈃，四慎到、田駢，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軻。此後著名史學家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所撰《論六家要旨》（見於《史記·太史公自序》）做了進一步詳細的總結性論述，將先秦學術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並對各家學術思想之特點做了簡要的概括。此後《漢書·藝文誌》（實際上是繼承劉向、劉歆的觀點）又加上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是除小說家之外的九家，所以又謂之九流，總稱“九流十家”，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學術百家爭鳴的麵貌。今人呂思勉認為，按照《漢書·藝文誌》所載先秦典籍著述情況，實際上還可以加上兵、醫二家，可概算為十二家。下麵就重要的幾個學派做一介紹。
二、諸子概說
（一）儒家
儒家是對中國古代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學派，從漢儒到近代學者，對“儒家”的起源與發生，論述頗多，意見也不一致，有些看法也是直接承接著諸子起源問題來說的。
關於“儒”之起源，古代比較重要的說法，其一就是《漢書·藝文誌》“諸子略”中所言，“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認為儒家源於掌教化的司徒之官。另外，《說文解字》“人部”曰：“儒，柔也，術士之稱。”是說“儒”字本義為柔，是術士之稱謂，點明了儒與術士之間的關係。鄭玄承接著來講，說“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所行。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引）注重解釋儒家道德層麵的內涵，對後人頗有影響。
到近代，章太炎認為“儒之名蓋出於‘需’，需者雲上於天。而儒亦知天文、識旱潦”，“儒本求雨之師，故衍化為術士之稱”（《國故論衡·原儒》），以古儒為史巫類術士。此後傅斯年作《戰國子家敘論》，認為“儒家者流，出於教書匠”。錢穆在《古史辯》第四冊序中說：“儒為術士，即通習六藝之士，古人以禮樂射禦書數為六藝，通習六藝，即得進身貴族，為之家宰小相，稱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無不然。儒者乃當時社會生活一流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適作《說儒》，認為最初的儒都是殷的遺民，從殷的祝宗卜史轉化而來，在西周及春秋以治喪相禮為職業，以柔遜為特征，這在當時引起較大的反響。馮友蘭多有辯難，認為儒指以教書相禮等為職業的一種人，儒家指先秦諸子中之一派。郭沫若認為稱術士為儒，是秦漢以後對儒名的濫用，沒有證據證明秦以前術士稱儒，儒本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的專號。
近幾十年來，對於“儒”之起源的探討也在繼續，許多學者利用出土的古文字及古器物，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也得出了一些新的觀點。
總之，從前人的研究來看，雖然這些成就卓著的學者的探討為人們認識儒家起源問題開拓了廣闊的思路，但說法紛紜，並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就我們的認識來看，還是比較傾向於儒出自殷商時代的巫祝術士的說法，他們參與禮儀操持，後來也可能掌管教化，因此，《說文解字》釋為術士，《漢書·藝文誌》說“出於司徒之官”，去古未遠，應該是有他們的道理的。隻不過隨著儒的發展，較低級的祈禳卜筮之類技藝漸被摒棄，唯有對儀式、儀禮的敬畏得到保留，道德教化等較高程度的思想成為他們思維的中心。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是孔子，是殷人後裔，先祖孔父嘉是宋國宗室，遭禍被殺，後代出奔到魯國，因此孔子是魯國人。有關孔子的生平行事與思想，《論語》是最可靠的材料，《史記·孔子世家》是最早的一篇傳記，可以幫助我們較全麵地了解孔子。周王室衰微，典籍禮樂散在各諸侯國，孔子生在保存周禮最多的魯國，有條件繼承傳統開拓新知，他一麵廣泛搜求整理古代典籍，一麵結合當時形勢發展自己的思想，創立儒家學派。孔子的思想，最核心的是兩個概念：禮與仁。禮是一個人必須遵守的規範和履行的責任，一方麵它是一套外在的製度（即通常所說的“禮製”），一方麵它還是一套內在的觀念（即後人常說的“道德準則”。）在周代宗法製度的體係下，禮的作用就是使人各安其分，從而維係親族關係，維護王朝統治，其內容非常廣泛，涉及婚姻、喪服、朝覲、聘問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孔子對禮是非常推崇的，《論語》中有49處談到禮，比如“不學禮，無以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等等，《鄉黨》篇還記載了孔子在生活中踐行禮的一些具體情形，虔敬而真誠。孔子對禮的推崇，有著現實的針對性，因為當時王綱解紐，秩序已亂，因此孔子提倡“克己複禮”，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希望通過恢複禮來恢複穩定的統治秩序。
仁是孔子思想的理論核心，“仁”字在《論語》中出現了109次，在孔子看來，“仁”是禮樂文化的核心，是人際關係的根本，所以他強調“仁者愛人”，而“孝悌”是“為仁之本”，“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實現仁的主要方法與途徑，體現在政治方麵就是德治，所謂“泛愛眾”，“博施於民而廣濟眾”，在這樣一個由親親之愛到“泛愛眾”的過程中，作為儒家倫理哲學的中心範疇和最高道德準則的“仁”就樹立起來了。孔子的仁學“為中國發展出一個道德的宇宙，因而也形成了一個以道德為中心的文化”，孔子的思想成為後來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
孔子之後，“儒分為八”（《韓非子·顯學》），成為當時的“顯學”，各個流派之間也有一些差異，其中最主要的有兩派，一是曾子、子思一係，後來發展到孟子，以傳道為主，他們仍然堅持禮樂的儀式與象征作用，但曾子、子思把注意力轉向人性道德（傳說《大學》與曾子有關，而子思撰《中庸》），並用陰陽五行來解釋儒家思想（出土的馬王堆帛書《五行》，學者大多認為與子思有關），體現出一種新的思考路向，後來通過孟子而發揚光大，建立了心性之學，重視道德實踐的修養功夫，形成後世儒學的精髓。二是子夏一係，後來發展到荀子，以傳經為主，注重抉發禮樂文化的意義，偏重於社會政治思想方麵的建設，重視經驗知識，代表了儒家的另一發展方向，值得一提的是，荀子的“禮”已經帶有了法的意味，出現了法製化的傾向。先秦儒家的這兩大派別，到後來思孟學派成為主流，尤其孟子，更是接續孔子的主要人物，被稱為亞聖，“孔孟之道”也成為儒家思想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