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講中國古代史學傳統與中國文化
何謂曆史？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釋。梁啟超說曆史是“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球的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李大釗說“曆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形成，是人類生活的連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表述語言有嚴謹與靈動的不同，但都認為曆史是對過去人類活動的記載，曆史是延續人類活動的重要途徑。也有學者講，曆史的過去與現實之間實有一條可以通達之路，否則我們將無從認識過去，也無從向未來發展，曆史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一條文化線索。人類從童年開始就已經在回憶和述說，中國古人，更是有著悠遠的記錄回憶述說的傳統，沒有什麼比曆史更能夠寄托中國人的智能與情感。因此中華民族是具有深刻的曆史意識的民族，也是史官文化最為發達的民族，有著源遠流長的史學傳統。許倬雲探尋其因，認為：“中國的親緣關係上追祖宗，下至子孫，在時間上是一連線，在組織上是文化的基石，時間的延續表現於曆史觀。……這種心態反映於對曆史的重視，所以中國成為世界上曆史書籍最多的國家，不但國有國史，家有家乘，墓誌銘和行狀也是曆史，中國人求三不朽便是基於這一心態，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的木乃伊隻求時間的凍結，中國人的不朽要求的是時間的延續。”
也因此，“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西方學者雖然多認為中國古代無有所謂“史學意識”，但對於中國史籍之豐富，則印象深刻，黑格爾說：“中國‘曆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為任何民族所不及。”李約瑟說：“中國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資料比任何其他東方國家、也確比大多數西方國家都要豐富。譬如印度便不同，它的年表至今還是很不確切的。中國則是全世界偉大的有編纂曆史傳統的國家之一。”
中國古代的修史工作是相對獨立的，自成一體，幾乎不受朝代及政權更替的影響，餘英時指出：中國的編史工作有兩個主要特征。一個特征是它有悠久的曆史，另一個特征是編史工作的傳統自成體係，沒有被政治及社會變遷所幹擾。從古代目錄學的著錄情況來看，從《隋書·經籍誌》開始正式確定經、史、子、集四部書的名目與順序，直至清代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書一直位居第二，史書修撰延綿不絕，數量也極為豐富，足以見出史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曆史著作作為史學的社會表現形態，具有記錄、綜合人類文化創造、積累和發展的職能。曆史著作涵蓋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麵麵，也涉及到中國傳統精神的養成與積澱。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理解悠遠的史官文化、熟悉曆代的曆史典籍就是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
一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簡介
中國曆史的記載源遠流長，在文字出現之前，我們的先民對曆史的記憶、認識和傳播，僅僅依靠口耳相傳，輔以結繩刻木，這可以說是中國史學的源頭。有了文字，曆史記載方成為可能。《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說：“史，記事者也，象執簡形。”史字從甲骨文、金文字形上看，都是以手持簡冊（也有人認為像筆形）記事的象形，因此，章太炎《文始》說“記簿書也”，王國維《釋史》說“史為掌書之官”，闡明了史與載籍之關係。在中國古代，凡是文字記載皆被稱為“史”，象梁啟超所說的：“中國古代，史外無學，舉凡人類智識之記錄，無不叢納之於史。”章學誠說：“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報孫淵如書》）都是這個意思。
我國古代很早就有史官的設置，《後漢書·班彪傳》說：“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商朝的史官，甲骨文中有記載，作“作冊”、“史”、“尹”、“太史”、“內史”等，擔當起草公文、記錄時事、保管文書之責，也擔任一些宗教活動，巫史合一。從載籍來看，《周禮·春官》中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禦史”等職官，“史掌官書以讚治”。《漢書·藝文誌》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大抵史官最早是神職，溝通人神之間的一種職位，後來神職功能漸弱，記言記事職能凸顯，成為專門記錄史實以資統治的職官。
唐虞三代的史書不得而見，甲骨卜辭和金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曆史記載。這些記載已包含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後世曆史記載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因素，因而可以被看作曆史記載的萌芽。甲骨、金文之後，《尚書》作為古代檔案文書的存留，所記皆殷、周王朝的大事，是較早具有官書性質的曆史記載。
西周末年，周王室和各諸侯國都有了國史。《孟子·離婁下》中記載，當時各國各有國史，魯國有“春秋”，晉有“乘”，楚有檮杌，名稱雖然不同，實質則一。到春秋末年，孔子以魯國國史為基礎，編撰成《春秋》一書。《春秋》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編年史，它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雖然由於經典化的原因，後人看待《春秋》已有些神秘和崇高，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所謂“微言大義”，等等，大多都是對這部史書的過度闡釋。“孔子之修《春秋》，實為整齊官府之舊典，以下之於庶人，並以所創之義法，開後世私家撰史之風。此則功在百世不可泯滅者也”，孔子開辟了中國史學的道路，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大史學家。孔子之後，戰國時代私人曆史撰述有了大的發展，著名的有《左傳》、《國語》、《戰國策》等。
秦漢時期是中國史學的成長時期。這一時期史學的突出成績是規模宏富的紀傳體通史和斷代史的出現。但在漢代的目錄分類法中，史書附於“春秋類”，還處於經書的附庸地位，還未取得完全獨立的學術地位。《史記》創造了中國古代史學上紀傳體的撰述形式，以其宏大的通史視野概括了從傳說中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年間共三千年的曆史事實，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思想、文化、社會風俗等等，都在《史記》中一一得到展現，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人類曆史發生、發展與演變規律，從而奠定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基礎。《漢書》繼承《史記》而有所創新，以班固為主經班氏一門二世三人（班彪、班固、班昭）完成，首創斷代紀傳史一體，並開創了皇朝史撰述之先河，成為後來官修史書的典範。此外，荀悅發展《春秋》、《左傳》體例而撰成的《漢紀》，開創了編年體斷代史的先河，劉向、劉歆父子撰《別錄》、《七略》，成為中國目錄學的開端。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經濟文化繁榮，統治者對史學高度重視，這些都促使史學得到空前發展。無論在史官製度的完備上，還是在史書體例的發展上，或是在史書數量的增加上，以及史家隊伍的壯大上，都出現了秦漢無可與之比擬的局麵，從而使此期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第一個燦爛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史學已經從經學中獨立出來，擺脫了經學附庸的地位而蔚為大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漢書·藝文誌》“春秋類”下所收史部著作隻有十一種三百五十多卷，到梁阮孝緒《七錄》“記傳錄”所收，增至一千零二十種，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就史學門類而言，除了傳統的紀傳、編年體外又有方誌、家史、譜諜、別傳以及史學批評理論、史書注釋等紛紛出現，顯示出這一時期史學多途發展的麵貌。但由於這一時期王朝更迭頻繁，兵燹、水火之災不斷，造成存留下來的史籍寥寥無幾。
隋唐五代時期，中國史學進入高度自覺的時代，形成了以史為鑒、經世致用的史學傳統。唐代統治者重視修史，設史館為常設機構，始隸屬門下省，後歸中書省管轄，以宰相監修國史，另有史官修撰、直館等官員，並有楷書手、典書、裝潢直、熟紙匠等相關工作人員，史官製度完善，官修史書成績斐然。官修史書製度的確立與統治者的重視有關，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代表了這一時期統治階層對史書價值的認識，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八部成書於唐初，是這一時期官修史書發達的一個例證，此後前代史書由後代設館纂修就成為一種慣例。除編修前代史書外，唐代還形成了編纂起居注和實錄的傳統，現存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和韓愈《順宗實錄》，即為此類著作的代表。這不僅開創了一種新的史書體例，而且為保存當朝史料和後來的正史編纂奠定了基礎。總結性史學著作的出現，是此期史學發展的又一個特點。劉知幾《史通》對以前的曆史著作進行係統的論述，提出了一整套編纂史書的原則和方法，成為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杜佑《通典》創立了政書體例，是曆代典章製度的通史性專著，為史學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
宋元時代，史學發達，史家輩出，堪稱盛世，史學的各種門類都有所發展。不僅官修史書仍然興盛，而且產生了大批私家史著，別史、雜史、野史與地理誌著作蔚為壯觀。歐陽修《新五代史》，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是正史編撰中的名著。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史料取舍謹慎，考證細密，筆法謹嚴，是編年體通史的典範之作。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以事為主，按類編纂，開創了史學的一種新體裁——紀事本末體。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大量的別史、雜史和野史，葉隆禮的《契丹國誌》、錢易的《南部新書》、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金石學是宋代學者新開辟的領域，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薛尚功的《曆代鍾鼎彝器款識法帖》等，體現出以古代實物史料為研究對象來開展史學研究的範例。此外如政書、官修實錄、國史、會要（記一朝的典製）等史書，也皆較前代為詳。
明清史學的繁榮，首先表現在史學理論體係的建立與完善上。黃宗羲為首的浙東學派已經將史學提高成為與經學同等地位的曆史哲學，到章學誠更提出“六經皆史”的觀點，認為“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史學”，極大地提高了史學在傳統學術中的地位，他在劉知己強調史家需具備“才、學、識”之外，又加上“德”的要求，也體現了他對史家史德的重視。這些史學理論家的觀念體現出這一時期學者對史學認識的新境界。
其次體現在各體史書著述的繁富以及新的史學門類的發展上。明清的史學撰述中不僅有《元史》、《國榷》、《明史》、《續資治通鑒》等官修私修史書名作，方誌、學案等史書體裁也迅速發展起來。《元史》是明代所修最大的一部史書，以元代十三朝“實錄”為基礎修成，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明史》是清代官修正史，是“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最為精當的史書，史料豐富，整理有序。自明代中後期後，方誌書大量湧現，發展為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黃宗羲《明儒學案》以及未完成的《宋元學案》，是古代最早的學術專史，為中國史學的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清代中期之後，乾嘉學者以其紮實的學風、深厚的學識對中國有史以來的學術文化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理與總結，反映在史學方麵，著述甚豐，學者如林。體現在學術風格上，由經世史學轉向考據史學，或考證文字，或考釋典製，或以史證史，成就較著者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梁玉繩《史記誌疑》等。
二、中國古代史學的成就
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源遠流長，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製度完備，理論完善，史家輩出，史籍繁富。中國古代史籍的豐富，不僅表現在數量，而且表現在記載的連續性和體裁的多樣性。下麵按照古代史學的主要體裁對其偉大成就做一簡單的介紹。
中國史學的發展早期，史官記載多為文獻檔案，撰著不多，形式也比較簡單，主要有記言、記事兩種，史書還從屬於經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漢書·藝文誌》中，史籍沒有形成獨立部類，附於“春秋類”中。魏晉南北朝以後，史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史書編撰形式逐漸豐富，史籍的數量、體裁蔚為大觀。西晉時荀勖在《中經新簿》中設丙部收“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等。除皇覽簿為類書外，其餘皆為史書。史書自成部類，說明史籍數量之多，流布之廣，已在各類典籍中占據了較為重要的位置，有了獨立部類的雄厚基礎。繼荀勖之後，南朝梁時阮孝緒又在《七錄》中根據史書的體裁內容進行了分類，唐初完成的《隋書·經籍誌》，在阮孝緒《七錄》基礎上將史部典籍分為13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係、簿錄。正史指紀傳體。古史，實際上就是後來的編年類。雜史，根據《四庫全書總目》的解釋，就是體例雜，內容雜，所述大抵皆帝王之事，不象正史那樣完整，頗涉瑣事遺文，後來稱別史。霸史，特指十六國的記注。起居注，指“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之書，到《新唐書·藝文誌》時把曆朝實錄、詔令都放在起居注類。舊事、職官、儀注、刑法大都是有關製度的史書。雜傳是關於世俗、佛、道各種人物的傳記。地理記載州郡、山川、物產、風俗等，譜係紀姓氏，簿錄著文獻目錄。
後來隨著史學的發展，新的史體也不斷出現，門類又有新的變化。門類劃分的不同既是體現史家的不同觀念，同時也是史學發展的客觀體現。劉知幾撰《史通》確立了史評體，中晚唐出現典製體、會要體，宋代創立了紀事本末體和綱目體，明清有學案、圖表、史論的發展，等等。因此到乾隆時期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分類就更為細致，分為16類，即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詔令奏議、傳記、史抄、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這些豐富的曆史內容和多樣的編纂形式的有機結合，全麵、連貫地反映了中國曆史的進程。貫通古今、上下連接的各類史籍，為我們提供了豐富而係統的曆史資料，是研究中國古代曆史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