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史書者主要指對史家、史書或某一種史學現象、史學思想的評論。司馬遷《太史公自序》首先開端，《漢書·司馬遷傳》、《文心雕龍·史傳》續有發展，至於成熟的史學評論專著，則以唐代劉知幾《史通》和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為代表。
《史通》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作者劉知幾是唐代著名的史學理論家，《史通》今存二十卷，分為內、外兩篇，內篇主要評論史書體裁、體例及史書編撰方法的得失；外篇主要論述史官製度、正史源流，並評論史家、史著之得失曆史著作。其中涉及到史料的搜集、鑒別和取舍、史書編纂的對象、體例、態度及方法等。《史通》是對唐以前史學理論之係統而全麵的總結，是史學思想和史學理論發展的新轉折，標誌著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確立。
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巔峰之作，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該書闡明了史學的意義，評論了文史著作編纂等方麵的得失以及當時的學風流弊、世教民俗，對清初以前的史學從理論上進行了比較全麵的總結。章學誠主張史學要“經世致用”，提出了“六經皆史”說，明辨“史法”與“史意”的區別，論“史德”與“心術”等等，對古代史學理論的成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清代學者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崔述的《考信錄》等史評著作，是乾嘉考據學在史學方麵的代表成果。前兩種屬於考據類著述，尤以《廿二史考異》考訂翔實，旁征博引，成就最高，也最為著名。《廿二史劄記》體例稍微不同，不但對二十四史作了全麵介紹和評價，而且能把握重大曆史事件，探究一代政治利弊和興衰變革的原因，溯源貫流，旁征博引，評論得失，體現出一位史學通才的論學旨趣。《考信錄》則是對先秦古史做係統考證之第一人，對後來的古史辨派影響甚大。這些史家都認為前人的史學撰述、曆史文獻，不少存在可商榷、考論的地方，隻有經過嚴格的考辨，才能認識到曆史之真實，這種求實的態度、考信的方法，既是乾嘉學風的影響，也反映出史學之發展，“在文獻學方麵對中國古代史學作了總結”。
三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
在我國古代史學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許多優良傳統，唐代史學家劉知己與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所先後標舉的史才、史學、史識以及史德，就集中體現了古代史家的優良傳統。用錢穆的話來講，史才就是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史識則是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能見處。史德就是要求史官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而錢穆未提及的所謂史“學”，就是指具有淵博的曆史知識，掌握豐富的曆史資料，這是修史的前提與基礎。
（一）會通之觀念
史家的觀念、視野是決定一部史書質量的最主要標準。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一般都具有恢廓的曆史視野和敏銳的曆史眼光。他們的撰述往往學兼天人，會通古今，以闡述曆史的發展過程、探究曆史的前因後果為最高目標，並不僅僅是纂集抄錄史料之作。錢穆說：“治史要能總攬全局，又要能深入機微。初看好像說故事，到家卻須大見解。”會通的觀念、全局的意識是傳統上對史家素質的基本要求，用《禮記·經解》中的話來講就是“疏通知遠”，依據自己的曆史知識來觀察當前的曆史動向，提出自己對未來的想法，這是中國史學的重要特色，來源於先秦諸子對曆史發展的觀察和對曆史知識的運用，後來形成中國古代史學“通”的概念。《史記》就是有這樣一種貫通古今的大觀念，所以我們讀《史記》，不僅要看到《史記》的筆法細致入微、栩栩如生，更加不能忽略其會通的“大見解”。從司馬遷撰《史記》時就明確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為後來許多史學家奉為圭臬，都力圖在史著中展示其學兼天人和會通古今的恢宏氣象，鄭樵闡述“會通之義”，章學誠強調“通史家風”，都反映出史家對廣闊遼遠的史學視野的追求。就史著來說，《史記》、《資治通鑒》、《通典》、《通誌》、《文獻通考》、《通鑒紀事本末》這樣的通史之作自然是視野恢宏的，貫通古今，網羅宏富。《漢書》等正史斷代為史，記載時間上不如通史長遠，但也大都是氣度恢宏，視野廣闊，體現出一種會通的精神。即使不推崇通史撰述的劉知幾也寫出了《史通》這樣一部古代史學批評通史。可以說，中國古代史家的這一傳統，不僅促進了中國古代史學的繁榮，而且造就了許多旨趣視野超出群倫的通人、名家。
（二）經世之傳統
會通古今的目的在於鑒古知今，也就是“以古為鏡”，“古為今用”，這是古人一直都在講的。在中國古代，修史是繼承聖人開創的偉大事業，通過研究曆史可以了解人們在治世或亂世的不同遭遇，有鑒於此，則利於個人及社會的發展。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都是強調曆史對於現實以及後世的意義所在。中國史學這一悠久的曆史和傳統，來自中華民族“察古而知今”、“鑒往而知來“的自覺意識。自古以來，對於曆史的經驗教訓，都非常重視。《易經》早就告誡人們要“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易·大畜》)。唐太宗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舊唐書·魏征傳》）可見以史為鑒是曆朝統治者都非常注重的，所謂“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成為古代史學的一個重要的傳統。比如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明確提出作史之目的，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進通鑒表》）。希望能夠鑒往知來，從曆史上的治亂興衰中吸取曆史上經驗教訓，也是強調以史為鑒的作用。
以史為鑒，目的是經世致用。用王夫之的話來說，就是“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無由也，則惡用史為？”（《讀通鑒論》卷六）章學誠也說“文章經世之業，立言亦期有補於世”（《文史通義·補遺》），明確提出“史學所以經世”的觀點，就是要史學為政治統治服務，為現實社會服務。實際上，關注曆史興衰，提倡經世致用一直是中國古代史學之中心。總結曆史朝代更迭及興替之原因，“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或以為法，或以為戒，成為古代一切史家修史的根本目的與追求。這一點從孔子作《春秋》，“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到杜佑撰《通典》，自謂“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自序），到司馬光說“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體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資治通鑒》自序），都說明古代史家撰述曆史，有著自覺的經世致用的社會目的，矯正世道人心，服務現實政治。翻開二十四史這樣的正史，此類表述比比皆是，即使是一些私家著述，甚至野史筆記，也以經世致用作為自己的最高目標。比如南宋末周密曾撰述大量筆記，其中也有類似的考慮，就是以史為鑒，謀求經世，不單以保存史料為宗旨。
（三）良史之精神
中國古代的修史具有載道、承續傳統、提供借鑒的意義，其最高境界就是不受政局變化及意識形態潮流的影響。也就是獨立、客觀，不虛美、不隱惡，從曆史事實出發，秉筆直書，這是我國古代史家曆來推崇的最高道德規範。“中國自遠古時代，設立史官，逐日記錄天下事，這是一種綿密的記事製度，發生過的往事，有計劃的被大量存留下來。記事既成為一種製度，紀實的原理，遂相應而出。”因此“君舉必書”，“書法不隱”，“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就成為史家所遵循的原則，逐漸積澱成所謂的“良史”精神。史家為了堅守史家之精神，不畏君王權貴，甚至不惜生命，湧現了無數令後人敬重景仰的良史。據《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趙盾）曰“不然”。董狐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賦，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非常推崇其秉筆直書的史德。《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也記載了齊國太史、南史氏秉筆直書不惜生命的故事，崔杼弑齊君，齊國太史記錄下來，崔杼殺之，他的弟弟繼續記載這一史事，同樣被殺，他的另一弟弟繼續記錄，於是崔杼不得不放棄。南史氏聽說齊國太史都死於直書史實，於是執簡前往，聽說史實最終被記錄下來才回去。這種秉筆直書的精神在當世為人敬仰，也成為後世史家遵循的優良傳統。三國時史學家韋昭，撰修《吳書》，當時的吳國國君孫皓要求為父親作紀，但韋昭因為其“不登帝位，宜名為傳”（《三國誌·韋曜傳》）。而不同意。南宋史家袁樞在國史院撰修國史時，章惇的後人曾以同鄉關係請求對章惇加以文飾，袁樞回答：“子厚（章惇）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厚實公議。”時人謂之“無愧古良史”（《宋史·袁樞傳》）。這樣的一種獨立精神、客觀態度，有時連皇帝也不能左右，從慣例來講，也有“天子不觀史”的說法，目的是為了避免權勢地位影響幹擾修史。唐初褚遂良負責記載唐太宗言行，太宗想索取過目，褚遂良說“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加以拒絕，太宗問他是否有不善之事一定記錄下來，褚遂良毫不猶豫，說自己作為史官，當然是“君舉必記”，並不因為皇帝親自過問就有所回護。甚至少數民族政權中，史官也嚴守這一原則，《遼史》載遼帝出獵，熊虎傷人，故而要求史官不作記載，史官堅決不肯受命，隻好說“史官當如是”。從這些事例中可見古代史官的秉筆直書的傳統影響之久遠，已經成為真正的史官在史書編纂中自覺堅守的基本準則，不會為了服務政治而犧牲史官之職責。這一點，從朝廷、帝王來說，也往往有所認識，如康熙曾對史臣說：“史書永垂後世，關係甚重，必據實秉公，論斷得正，始無偏頗之失，可以傳信後世”。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有專篇來論述直書、曲筆，要求史官寫史要“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要“不掩惡，不虛美”，“善惡必書”，嚴厲批評那種“事務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的曲筆現象，推崇“烈士殉名，壯夫重節，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表彰南史、董狐等人的史官精神。清代章學誠又特別標舉“史德”這一最高標準，所謂“史德”，即“著述者之心術”。他認為史官撰史要力求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不能憑私意進行褒貶。經過曆代史家的自覺繼承與史學家的理論總結與推養，秉筆直書這一反映中國史代史學求實精神的優良傳統得以不斷發揚光大。
客觀、獨立是中國古代曆史學的追求，但“曆史的解釋不能避免記述者自己視角的影響”，“沒有一個曆史學家可以完全脫離時代”，總有一些因素阻礙曆史的客觀與科學，比如史家的思想意識、觀念，以及史家所受的政治、文化影響等等。中國古代史學就在這種對立中始終堅持著自己客觀獨立的理想，並成為其重要的特點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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