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編年體
中國古代史籍最早的編纂形式是按年月編排史事的編年體。它以時間為中心，按時間順序記載史實，是編寫史書最基本的體例。編年體的優點是史事和時間緊密結合，給人以明確的時間觀念，容易明了曆史事件發生、發展的時代背景及因果關係，缺點是曆史記載容易被割裂，不容易對事件、人物等建立起較完整的把握。
《春秋》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史學著作，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籍。據傳《春秋》一書是孔子在春秋末期依據魯國國史——《魯春秋》，兼釆列國史料，以魯國十二位國君世係為序整理編纂而成的，記事以魯國為主，兼及同周王室和其他諸侯國。《春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的編撰方法，初步創立了編年體史書的規模。《春秋》文句簡短，措詞隱晦。後來者逐漸將其看作是一部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史書，孔子用“春秋筆法”來表現他的思想觀念，講究“屬辭比事”，字裏行間滲透“微言大義”，蘊含褒貶意圖。這種寫史方法影響了後來兩千年的史家。繼《春秋》之後出現的編年體史著是產生於戰國中後期的《左傳》，它被看作是解釋《春秋》的著作，但《左傳》無論在編撰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是編年體史籍不斷完善的一次飛躍。從編撰方法上看，《春秋》記事非常簡略，《左傳》在敘述曆史活動時詳略得當，對主要曆史事件必交待其前因後果，記事詳盡、完備。從內容上看，《左傳》的取材比《春秋》更為廣博，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風俗等各個方麵。《左傳》還創造了“君子曰”等史評形式，表達作者對曆史事件、曆史人物的看法，這種方式為後代史家所借鑒，如《史記》有“太史公曰”，曆代正史也多有史官的評論。
東漢末，漢獻帝因為紀傳體《漢書》篇帙浩繁，讓荀悅依《左傳》體例改寫《漢書》，荀悅撰《漢紀》三十卷，約為《漢書》五分之一，“辭約事詳”，大行於世。《漢紀》在曆史編纂學上對編年體作了改進和完善，采用類敘、追敘、補敘等方式使記事相對集中，備載曆史人物、曆史事件和典章製度，從而擴大了編年史書的記敘範圍，克服了編年體記事的不足，增強了史籍的可讀性。
魏晉南北朝期間又先後有一批編年體史籍問世，如東晉袁宏的《後漢紀》，孫盛的《晉陽秋》，幹寶的《晉紀》，北魏崔鴻的《十六國春秋》等。其中《後漢紀》記東漢一代曆史，在《漢紀》“通比其事，例係年月”的基礎上，采取“言行趨舍，各以類書”的敘事方法，擴大了編年史的容量，而其書中論讚，論政治風俗、經史思想，可見史家論史之宗旨，多有卓識。直至唐初官修八部前朝史，紀傳體史書體裁得到充分發展，編年史才退居次要地位。
到北宋，司馬光打破斷代格局，撰寫編年通史《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下終五代（公元959年後周顯德六年），是中國史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名著。《資治通鑒》著重敘述曆代重大政治事件和戰爭，也記載一些重要人物的事跡、言行，兼及有關典章製度和文化狀況，是一部以政治為中心、比較全麵反映曆史內容的通史。《資治通鑒》網羅宏富，材料來源除紀傳體正史外，其他雜史、譜牒、文集、碑狀等不下三百種，取材嚴謹，考證精詳，成為一部體大思精的編年體通史，可與紀傳體通史《史記》相媲美，後人因之將兩書的作者並稱“史學二司馬”。
《資治通鑒》的偉大成就，影響了此後編年體史書的發展，重新掀起撰寫編年史的高潮。到南宋，出現了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等編年史名著。清代畢沅在李燾等人著作的基礎上，參用宋、遼、金、元四史材料，撰成《續資治通鑒》。雖然《續通鑒》的水平不能同《通鑒》相比，但這部宋元編年史在諸多《通鑒》續作中仍然算是上乘之作，因而後人把它同《通鑒》合刊，稱為《正續資治通鑒》。
作為編年體變體的綱目體史書，創始於南宋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後續著作有明代商輅的《資治通鑒綱目續編》等，對於史學知識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漢以後的編年體史書還有一個重要係列，就是曆朝的“起居注”和“實錄”。“起居注”按照時間順序記載帝王的言行，“實錄”是曆代所修皇帝在位期間的編年大事記，它們是很寶貴的第一手材料，常被史家采入正史，但因為是記錄當朝史料，往往有所避忌，所以並非都可以作為信史來看待。
（二）紀傳體
紀傳體史書是繼編年體而興起的史書體裁。編年體史書雖然有時間明確、脈絡清楚的優點，但每一時間單位不可能容納太多內容。紀傳體以多種史書寫法囊括各方麵史事，從而克服了編年史的這種缺陷，實質上是一種綜合體。紀傳體由西漢傑出的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所創，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到班固《漢書》整齊為紀、表、誌、傳四體，班書以下，表、誌或有缺略，但一定有紀有傳，故稱紀傳體。紀傳體以人物為記載中心，便於記述各類人物的活動情況，曆史容量更為寬廣，便於通觀曆史發展的複雜局麵，也便於讀者閱讀。因此，紀傳體逐漸成為古代社會最流行的史書體裁。
《史記》原稱《太史公》，又稱《太史公書》、《太史公記》等。共一百三十篇，分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司馬遷自稱編撰《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可見探索宇宙自然與人生之間的關係，總結曆代興衰成敗的曆史經驗，樹立自己通達全麵的曆史觀念是其遠大的追求，體現出史家開創史學新局麵的氣魄與追求。司馬遷廣泛搜求大量古史經傳、諸子雜著，還親身到實地考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對幹豐富的材料，排比考訂，疑者傳疑，因此班固說《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
東漢班固繼承《史記》的體例，進一步完成了紀傳體的正統化和規範化。《漢書》一百卷，專記西漢一代曆史，記載係統完備，體現了“文贍而事詳”的特點。由於斷代史具有起迄斷限分明、興衰過程清晰的優點，為後世紀傳體史書所遵循，雖然班固的史觀有濃厚的正統意識和天命思想，這一點多為今人詬病，但自《漢書》以後，斷代史成為紀傳體史籍的主流，並獲得正史的地位，為後代史家“共行鑽仰”（司馬貞語）。
自唐代開始，官修斷代紀傳史成為改朝換代後的一項重要任務，曆代繼作，前後相續，形成了一套係列紀傳史叢書——“二十四史”。宋代時，曾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定為十七史。到明代，又把元、明修的《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加上，刊刻了“二十一史”。清乾隆初年，《明史》修成，又有“廿二史”之稱。清代有武英殿“二十四史”刻本，是加上《舊唐書》和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舊五代史》，合為“廿四史”。“二十四史”凡三千二百九十四卷，約四千萬字。
除“二十四史”外，還有兩部重要的紀傳體史書。一是清末學者柯劭忞所作的《新元史》，曾被北洋軍閥政府總統徐世昌定為正史。另一部是民國初由趙爾巽、柯劭忞等人編修，專記清代曆史的《清史稿》。這樣加上《新元史》和《清史稿》，又有“二十六史”之稱。“二十六史”記載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清代共4000多年的曆史，成為一部銜接不斷、包羅宏富的巨著，完整而係統地記錄了中國古代曆史波瀾壯闊的發展曆程，成為我們繼承傳統文化的重要曆史文本。
（三）紀事本末體
紀事本末體是以曆史事件為中心的一種史書體裁，是繼編年、紀傳體之後出現的第三大史書體裁。紀事本末體以南宋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為起端，是一種以記事為主，每事一篇，有獨立標題，自具首尾的編纂形式。袁樞“常喜讀司馬光《資治通鑒》，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鑒紀事本末》。”（《宋史·袁樞傳》）《通鑒紀事本末》將二百九十四卷的《通鑒》，剪裁改編為四十二卷，將《通鑒》所記曆史總括為二百三十九個題目（另附相關事件六十六項），每題一事，每事一篇，詳記始末，使人們對某一事件的本末都能夠一目了然。袁樞的選錄剪裁具有敏銳和嚴密的眼光，也體現出因類編纂、組織零碎史料為一完整事件的史學才能，並不僅僅是抄撮之作。紀事本末體解決了編年體將一事分載數年而紀傳體則在本紀、列傳、書誌中反複敘述一事的矛盾，比編年、紀傳的記事方法更進一步，如清代學者章學誠所說：“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文史通義·書教下》）。在《通鑒紀事本末》的影響下，明清兩代，頗多仿效之作，著名的有宋楊仲良《皇朝通鑒長編紀事本末》，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清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張鑒《西夏紀事本末》，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近人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等，逐步形成史書的另一個係統，成為繼編年、紀傳體史書以後的另一大流派。
（四）典製類史書
除編年、紀傳、紀事本末等三大體裁的史籍外，典誌體史書專記數代或一代典章製度，也是自成係統的重要史籍。我國古代史家曆來重視典章製度的記載，《史記》有“八書”記載天文、地理、經濟、律曆等製度，後來《漢書》沿襲“八書”體製，設十誌以記曆代典章製度，逐漸成為紀傳體史書的通例。但製度的演變有很大的繼承性和延續性，斷代為書有時無法闡明原委，有時記載過於繁複。到唐代杜佑打破這一局限，撰成第一部專記曆代經濟、政治、文化等典章製度沿革的專史《通典》。
《通典》共二十卷，分食貨、選舉、官職、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每門又分若幹目，目下以朝代先後為序，依次記述上起黃帝、堯舜，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的典章製度。記述製度的沿革興廢，內容翔實，源流分明，義例謹嚴，考訂有據，既補曆代紀傳體史書中誌書之未備，又能會通古今，顯示出其淵博通達的史學才能，時人以為“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
杜佑之後，典誌體史書相繼而出，先有“三通”，後有“九通”，最後形成“十通”。“三通”指《通典》、南宋鄭樵《通誌》、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鄭樵《通誌》共200卷，本紀、列傳多為抄撮史料而成，價值最高的是“二十略”，包括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諡、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草木昆蟲等，有許多能夠填補古代史學乃至古代學術文化的空白。馬端臨《文獻通考》共348卷，擴大杜佑《通典》的體例編纂而成，分為二十四門，上起三代，下至南宋嘉定末年，也是一部記載曆代典章製度的通史。“三通”後，學者有續書“續三通”、“清三通”，合起來稱為“九通”，再加上《清朝續文獻通考》，合稱為“十通”。“十通”卷帙浩繁，貫通中國幾千年典章製度的曆史，成為後人研究古代典章製度發展，研究古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通典》、《文獻通考》等屬於通史範疇，此外曆朝還有專詳一朝典章製度的史書。私人撰修的，多稱“會要”；出於官修的，多稱“會典”。“會要”初創於唐德宗時蘇冕撰寫唐代九朝典製的《會要》，唐宣宗時又命人撰成《續會要》。北宋初王溥將兩書重新整理，合成《唐會要》一百卷，是專記一代典製的第一部會要體史籍。後來的會要體史書，著名的有《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五代會要》、《宋會要》等。
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組織人編修過會典類史書，如元朝編有《經世大典》、《元典章》兩書，明代有《明會典》，清代有《清會典》，這些都是記載一代典章製度的重要典籍。“會要”、“會典”這些斷代製度史書，與貫通古今的製度通史配合，相得益彰。
（五）其他史著
在我國古代，地理誌是史學的一部分，正史中有“地理誌”，典誌史中有州郡或輿地。作為專門記載地理沿革變遷的典籍，地理類史書在魏晉南北朝就開始發展起來，據統計當時的地理著作有三百種之多，最著名的有裴秀《禹貢地輿圖》、陸澄《地理書》、顧野王《輿地誌》、酈道元《水經注》等，其中大部分亡佚，僅有《水經注》流傳下來。隋唐以後，地理書續作不斷，著名的有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誌》，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歐陽忞《輿地廣記》、祝穆《方輿勝覽》、王象之《輿地紀勝》、王存《元豐九域誌》，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尤其《讀史方輿紀要》，是顧祖禹積30年之功而撰成，共130卷，據正史以考訂地理，舉凡山川形勢險要之所，古今戰爭攻守之處，記載詳盡，成為後人治史地之學必不可少的一部參考文獻。
史評類著作可分為兩類，一類重在評論史事，一類重在評論史書。評論史事者是指對於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加以評論，《左傳》的“君子曰”、《史記》的“太史公曰”已經發其端，後來紀傳體正史以及編年史都繼承了下來。西漢初賈誼的《過秦論》，是較早的專篇史論。唐宋以來，評史之風頗盛，產生了大量史論之作，比如柳宗元、杜牧、蘇洵、蘇軾、王安石等的史論文章，都以見解深刻、評論出奇而著稱，也出現了如宋代呂祖謙《東萊博議》、明代張溥《曆代評論》等史論專著。清代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是以評論曆史的形式來發表自己政治主張和曆史哲學的史論專著，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進行分析和評論，總結曆代政治得失，蘊含有深刻的曆史哲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