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講經書與中國文化
一、古代典籍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
經、史、子、集，是我國古代圖書的四大類別，凡乎囊括了自先秦至清代前期留存的所有文化典籍。在介紹經書之前，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一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由來。
古代圖書的編目、分類始於西漢的劉向、劉歆父子。劉向是西漢王室，博學多才，曆仕宣、元、成、哀四朝，官至光祿大夫、中壘校尉。漢成帝有感於當時宮中藏書多有亡佚散亂，召令劉向領校宮中圖書。劉向每校一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撰《別錄》二十卷，這是中國古代目錄學的開端。劉向校書未竟即去世，其子劉歆受命卒成其事。據《漢書·藝文誌》記載：“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輯略》是總序，是所著錄諸書的總要，其餘六略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類圖書的書目。《七略》是中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後來此書亡佚，基本內容保存在《漢書.藝文誌》中。
《漢書·藝文誌》的分類依據劉歆的《七略》，采取“六分”法，收錄了先秦至東漢前期的圖書書目。這種在史書中記錄一朝書目的做法，後世多有繼承，稱為史誌目錄。《漢書.藝文誌》的分類反映了當時的尊經觀念，以六藝居首，而以經統史、經史合類，將《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和《太史公》（即司馬遷的《史記》）歸於“六藝”類下的“春秋”小類，等等，也都反映出當時的學術麵貌和藏書狀況。
西晉時，秘書監荀勖依據曹魏時鄭默的《中經》，撰《中經新簿》，總括群書，分為四部。“一曰甲部，經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塚書》。”這是我國目錄學史上第一部按四部分類的圖書目錄。按甲、乙、丙、丁四部劃分圖書，把史書從經書中分離出來，都體現出對劉歆以來“六分”法的改變，但四部的排列順序及每部包括的內容跟後來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不盡相同。
到唐代，魏征修《隋書》，其《經籍誌》就是在《中經新簿》以來四部分類法的基礎上改進而成的，調整了甲乙丙丁四部的排列順序和各部所包括的圖書，第一次以經、史、子、集的概念統屬四部，確立了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體例。自此以後，宋元明清的官修史書和圖書目錄大都沿襲這種分類方法著錄圖書，尤其以清代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為集大成之作，在經史子集的基礎上，分類更為細密，代表了古代目錄學的最高成就。後來《四部備要》、《四部叢刊》等大型叢書的相繼問世，表明經、史、子、集已由古代目錄術語轉化為古代典籍的代名詞，它們凝聚著中華民族在古代各個時期、各個領域所取得的精神成果，成為我國古代精神文化的寶庫。
無論是《七略》、《漢書.藝文誌》的“六分”法，還是《晉中經》和《隋書·經籍誌》的“四分”法，乃至其他未成主流的“七分”法等，都將儒家經典列於首位，反映出儒家思想在傳統文化中重要而恒久的地位，反映出中國古代文化尊經重道的特點。
二、經書概說
（一）儒經的發展
“經”字之義有二，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說：“經，織也。”清人段玉裁注解說：“織之從（縱）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也就是說，經字的本義是指織布時的“縱絲”，隻有先把“縱絲”固定好，才能用橫線織成布。章太炎認為經是以絲編綴竹簡，本為書籍之通名，後來指典籍的精華，與許慎說有些關係。劉熙《釋名·釋典藝》說：“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由此引申為“恒常”的意思，古代社會把儒家重要典籍稱為“經”，就是取“恒常”之義，認為儒家思想是統治秩序得以維持的根本保證，是不變的法則、恒久的道理。《文心雕龍·宗經》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就是這個意思。
實際上，先秦時期的經書並非專指儒家著作，把典籍稱之為經，最初也並不始於儒家著作，莊子就把墨子著作稱為《墨經》，隻是在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統治階層出於政治上的需要，逐漸把經書限於儒家的重要典籍，即便如此，後來的佛教、道教典籍也都還可以稱為“經”。因此，“經”作為一個名詞，可以是泛稱，也可以是專稱，既可泛指古代儒、墨、道、法各家及佛道兩教的經典，也可專指儒家《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經典。
就儒家的“經”來說，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最初隻有六部，即《莊子·天運》中孔子所說的六經，“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這六部典籍的作者問題，曆來有不同觀點，今文經學派認為六經是孔子根據古代文獻資料整理、編著而成的，先有孔子而後有六經；而古文經學派則認為在孔子之前已有六經，孔子隻是對經典進行刪定而已，這是經學史上的大問題，但就今人之觀點來看，多認為經書是古已有之的文獻，孔子做了搜集、整理、刪定的工作，我們今天更需注重的是六經本身的曆史文獻價值。《樂經》據說在戰國後期已失傳，所以漢武帝時隻立了《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博士。
此後，隨著儒家地位的不斷提高，被稱為“經”的儒家典籍不斷增多，到東漢，又在《詩》、《書》、《禮》、《易》、《春秋》五經之外再加上《論語》、《孝經》，擴大為“七經”。
到唐代，在國家官辦學校的學習科目中以及科舉考試項目中，又有“九經”之稱，就是《詩》、《書》、《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左氏傳》等九部經書。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年），朝廷下令刻九經以及《論語》、《孝經》、《爾雅》於石碑上，稱為“十二經”，這就是著名的“開成石經”，現在還保存在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中。
在宋代，由於理學的興起，《孟子》也進入經書的行列。宋仁宗朝刻“嘉祐石經”時就包括《孟子》，從此儒家的經典就成了“十三經”。
對於這十三部經書，漢代學者作了大量的注釋工作，稱之為注、箋，後來又出現了對經傳正文和前人舊注進行解釋和闡發的注釋作品，習慣上稱之為“疏”或“正義”。南宋以後，有人把十三經以及比較好的注、疏、正義合刻在一起，形成一套叢書，稱為《十三經注疏》，現存最好的《十三經注疏》版本是清代阮元校刻的，中華書局有影印本，北京大學出版社有標點整理本，可以參考。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把《孟子》提升到經的地位後，又把《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與《論語》、《孟子》相配合，合為《四書》，作為理學的重要思想資源。到南宋孝宗時，朱熹撰成《四書章句集注》，更是奠定了其在政治統治及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成為封建王朝科舉取士的標準讀本，其影響甚至超過了《詩》、《書》、《禮》、《易》、《春秋》等其他的傳統經書。
（二）十三經簡介
1、《周易》
原稱《易》，又稱《易經》，是一部占筮用書，經過儒家的闡述發揮，其哲理內涵被充分揭示，成為一部古代哲學思想名著。古代的卜卦分為以龜甲占卜和用蓍草占筮兩種，以龜甲占卜的記錄，就是近代以來在河南安陽附近發現的大量殷商甲骨卜辭，而周人習慣用蓍草來占卜吉凶，占卜時取草莖若幹根，排成各種卦形，然後參照占筮書的記述判斷吉凶。《周易》就是這類占筮書的一種。
對於“易”之含義，鄭玄《六藝論·易論》說：“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之所以稱“周易”，鄭玄說：“周易者，言易道周遍，無不包也。”《易緯》的說法，則認為史因朝代而得名，以區別於夏易《連山》、商易《歸藏》而言。這些流傳下來的說法也還有助於我們對《周易》的理解。
《周易》由符號和文字兩大部分組成。“一”和“——”是兩個最基本的符號，代表陽和陰，分別稱為陽爻、陰爻。把一和——疊列三層，可以形成八種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稱經卦。卦象分別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其中每一卦象又代表某種事物，如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對於每一卦象的含意還可以進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國君、朝廷、君子、男人、剛健、陽氣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還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陰氣等等。
用八卦的卦象兩兩重疊，又能組合成六十四卦，稱為別卦。
文字部分包括“經”和“傳”。“經”，或稱《周易古經》，包括說明卦象的卦辭和說明卦中每一爻的爻辭。它們是《周易》的正文部分，都是配合卦形闡明象旨，使《周易》成為一部符號與文字有機結合的特殊哲學著作，使卦形、爻形內涵的象征旨趣也更為鮮明、生動。“傳”則包括解釋經文的七種共十篇文字，稱為十翼，由《彖傳》上下、《文言》、《係辭》上下、《說卦》、《序卦》、《象》上下、《雜卦》等十部分組成。《易傳》解經各有一定的側重點或特定角度。其中，《文言》解說乾、坤二卦的象征意旨，《彖傳》上下分釋六十四卦的卦名、卦辭及一卦大旨。《象》上下闡釋各卦卦象及各爻爻象。《係辭》上下對《易》經文各方麵內容作了較為全麵的辨析、闡發，涉及八卦、六十四卦及卦爻辭之大義。《說卦》闡述八卦象例。《序卦》解說六十四卦的編排次序，揭示諸卦相承的意義。《雜卦》則打散卦序，將六十四卦重新分成三十二組，兩兩對舉，概括卦旨。
關於卦象及卦、爻辭的起源問題，過去說法較多。傳統上說伏羲創立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卦，隻是一種傳說而已，並沒有什麼證據。至於卦、爻辭的作者，過去也有周文王或周公的說法。但近代學者根據卦辭、爻辭記載的一些曆史材料，推斷可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可能出於周代執掌占卜的史官之手，但具體作者仍然難以判斷。還有作者根據出土甲骨、金文、陶文等材料，推斷易卦可能早至商代。
至於十翼的作者，曆來也是紛爭不已。有人認為出於孔子之手，有人認為隻有《彖辭》、《象辭》、《係辭》是孔子所作，還有人認為並非孔子所作。現在大家一般認為，作者並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於同一時代。《彖傳》寫作最早，在春秋、戰國交替之際，其餘的則是戰國至西漢初年的作品。十翼對《周易》的解釋並不都符合經文原意，因此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它們去理解《周易》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書，反映了先民的神秘主義的唯心觀念，但是書中也反映出積極的哲理思想，比如其對自然界的看法就體現出一種樸素的萬物生成的唯物主義觀念，在講到陰陽二者之間的矛盾變化時，則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樸素辯證法的觀點，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古人說“《易》道廣大，無所不包”，其文化智慧意蘊是非常豐富而深邃的，“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維，也反映出中華古代文化智慧的一些基本特點。西方人把《周易》看作所謂“東方神秘主義”的代表之作，其思想價值在近代以來逐步被發掘，在西方世界有也很大的影響，據說德國的數理邏輯先驅萊布尼茨在完善“二進製算術”的過程中，就曾受到《周易》的影響。
2、《尚書》
《尚書》，又稱《書經》，古稱《書》。尚者，上也，尚書的意思，就是上古的史書。《尚書》是夏、商、周三代曆史檔案文獻彙編。分《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其中，《虞書》和《夏書》是商、周時人根據遠古傳說和部分從夏代傳下來的資料追記的，《商書》一部分是商代留傳下的文獻，一部分經過後人的加工，《周書》是周代的檔案文獻。
相傳在孔子時代，這些文獻有三千多篇，孔子曾對此有過刪減，具體情況已經無人能夠考證清楚。
《尚書》的文體，大多篇章是記言，少數篇章是記事或記言兼記事。按照近人的看法，一般分為六類：典，如《堯典》，記載堯舜的事跡與言論；謨，如《皋陶謨》，記述堯、舜、皋陶等人討論政治的談話；訓，如《伊訓》，記載商大臣伊尹訓誡商王太甲的言論；誥，如《康誥》、《召誥》等，記載執政者對臣民的號令、訓誡與指示，大多記錄當時口語，晦澀難懂；誓，如《湯誓》、《泰誓》等，多指征伐、戰爭之前的誓師詞，語句簡潔，多有節奏韻律；命，如《文侯之命》等，多為君王獎賞臣子時宣布的命令。
《尚書》的傳授在古代經典中是最為複雜的，從漢代開始，就有所謂的今古文之爭，延續到後來，《尚書》內容的真偽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大問題。
最初《尚書》中保存的曆史文獻是很多的。至西漢初年，由山東人伏生傳授下來的《尚書》隻有28篇了。這部《尚書》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文字抄寫的，所以漢朝人稱它為“今文尚書”，傳授今文《尚書》的學者們常常利用陰陽五行的觀點闡發他們的思想，形成了《尚書》的今文經學派，並且由朝廷立為博士官。
西漢中期以後，又多次發現先秦時期用大篆等古文字體抄寫的《尚書》，人們稱之為“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多16篇。東漢學者賈逵、馬融、鄭玄等人對古文《尚書》做了大量的注釋工作。他們多從名物製度、文字訓詁等角度來解釋經文，形成了《尚書》的古文經學派。在漢朝，古文《尚書》未被朝廷所承認，沒有能立於學官，以致西晉以後它全部散失，現今隻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稱了。
東晉時期，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貢獻了一部《尚書》，共58篇。梅賾根據一些散逸的《尚書》文字，編撰成所謂古文《尚書》25篇，後人稱之為“偽古文尚書”。梅賾同時又吸收了原來今文《尚書》的28篇（離析為33篇），共58篇。這就是現今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它實際上是由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兩部分合成的。
古文尚書重新傳世後，引起了學者的懷疑，宋代以後，對古文尚書的辨偽工作一直持續不斷，直到清初的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古文尚書之偽似乎已成為定論，有清一代，學者所做的工作大都是延續閻若璩的工作，繼續尋找證偽的證據。但這一問題的探討遠未結束，近代以來，一直有學者對閻若璩的辨偽提出駁正，應該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
3、《詩經》
又稱《詩》或《詩三百》，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春秋時被尊奉為經，稱為《詩經》。《詩經》收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下至春秋中葉（前6世紀）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保存到現在的作品共306篇，另有六篇有目無辭，稱為笙詩。關於《詩經》，有所謂風、賦、比、興、雅、頌、六義的說法，具體含義眾說紛紜，一般認為風、雅、頌指詩的類別，賦、比、興是表現手法。風是十五個封國和地區的民歌，即《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等，共160篇。“雅”即正，指朝廷正樂，西周王畿的樂調。雅又分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於西周初期，小部分作於西周末期，主要是頌揚周統治者的文治武功；小雅共74篇，除少數篇目可能是東周作品外，其餘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內容以反映王室統治狀況的政治詩為主。頌是宗廟祭祀之樂，莊重、肅穆。周頌31篇，是西周初期的詩。魯頌4篇，據說產生於春秋中葉魯僖公時。商頌5篇，可能是春秋時宋國的宗廟祭祀樂歌。
對於詩的來源，過去有“王官采詩”、“孔子刪詩”等不同說法，其中對於孔子刪詩的說法，曆代學者多有考辨，基本不可信，就現在的研究來看，《詩經》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獻之詩，采集於各地的民間之詩，以及周王朝樂官保存下來的宗教宴饗中的樂歌等。
《詩經》流傳至漢代，有齊、魯、韓、毛四家，前三家屬於今文詩學，西漢時得以立於學官，至魏晉以後逐漸衰亡。毛《詩》相傳為西漢初年毛亨、毛萇所授，屬於古文經學，東漢以後影響漸廣，現今傳世的就是毛《詩》。
《詩經》是儒家經典，因此漢代以來的《詩經》研究以經學為主體，以宣揚儒家教義為主要內容，鄭玄《毛詩傳箋》、孔穎達《毛詩正義》、朱熹《詩集傳》、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代表了古代《詩經》學的研究成果，或箋釋字詞，或考訂典製，或疏解詩義，各有成就，雖然不免有各自的時代局限性，但仍是我們今天進一步學習研究《詩經》必須參考的經典著作。
4、《儀禮》
古代所言禮，含義包括甚廣，是社會生活之總成，既包括社會禮俗，也包括典章官製。十三經中有“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孔子傳授弟子的《禮》即《儀禮》。《周禮》原名《周官》，又名《周官經》，西漢末年才改稱《周禮》。《禮記》是儒家所傳的禮學論文集。東漢末年鄭玄給這三部書作注，開始稱“三禮”。
《儀禮》，原來隻叫《禮》，漢代人稱為《士禮》，又稱《禮經》，到晉代改稱《儀禮》。
禮在周代頗為繁雜，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雖是虛數，也可以見出在當時禮儀製度是非常繁瑣細致的。《儀禮》現存十七篇，隻是當時禮儀的一部分記錄。
《儀禮》是孔子傳授弟子的重要課程，也是儒家傳習最早的一部書。這部書出於何人之手，古文學家和今文學家的說法不一致。後人大多認為是春秋末年孔子采綴周、魯各國殘存的禮儀加以整理記錄後成書。《儀禮》的流傳也有古今文的問題，現在保留下的本子是今文十七篇。
從內容上來說，《儀禮》十七篇可分為四組：
第一組：冠昏（婚）之禮，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三篇。
第二組：鄉射之禮，包括《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四篇。
第三組：朝聘之禮，包括《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三篇。
第四組：喪祭之禮，包括《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七篇。
這些篇章詳細記載了當時諸侯、卿大夫等貴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需要遵循的一些詳細的禮儀，有些去古已遠，有些對於我們現在的生活已經毫無用處，現代人讀來可能缺乏興趣，但考察古代社會文化風俗，探尋習俗變化之源流，仍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比如《士冠禮》、《士昏禮》中記載冠昏（婚）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中記載鄉射之禮，《喪服》中記述“五服”製度等，對後來的政治、法律、民俗等都有深遠的影響。因此通過《儀禮》的記載，我們可以了解周代社會生活的一些側麵，可以作為考察周代社會的具體材料，也是研究社會學、民俗學的重要材料。
5、《禮記》
《禮記》最早並不是經，“記”是指對經義的說明補充和發揮，《禮記》就是對《禮經》經義的闡發，可以看成是儒家關幹禮學的一部論文集。它原來並沒有單獨成書，隻是附在《儀禮》的後麵，與《儀禮》一同流傳，是《儀禮》傳習的長期過程中儒家學者寫作的釋經文字，到東漢末始獨立成書，後來地位越來越高，到明清時遠遠超過了《周禮》、《禮記》。
漢代傳授《禮記》的有戴德（大戴）、戴聖（小戴）、慶普三家，東漢時鄭玄給《小戴禮記》49篇作注，使之廣泛流傳，其他兩家漸漸式微，慶氏所傳後不存，《大戴禮記》仍有傳本，但不為學者所重。
《禮記》49篇，內容極為豐富，包括儒家社會觀念、人生哲學、政治理想、禮治思想，以及教育、音樂、天文、考據等等，涉及門類比較龐雜。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解釋《儀禮》中某一篇或某一專題，闡發儒家禮治思想。比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等，就是分別解釋《儀禮》中的《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等篇，《曾子問》、《喪服小記》、《喪大記》等都是解釋《儀禮》中有關喪葬專題的。
二、考述古禮。如《王製》、《禮器》、《月令》、《曲禮》等，所考述的內容既包括爵祿、授時等有關國家政治的，也包括日常生活禮節、禮器用具等方麵。
三、雜記孔子及其弟子言論。如《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哀公問》、《檀弓》等。
四、闡述儒家思想的專題論文。如《禮運》闡述了以禮治為中心的國家政治製度理想，《大學》論述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哲學，《中庸》論述了儒家的道德準則和思想方法，《學記》闡述了儒家的教育理論與經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