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周禮》
在先秦文獻中，《周禮》是一部極為重要但又麵目模糊的典籍。
《周禮》是我國上古時代唯一的一部具體而係統地敘述政治、經濟製度的典籍。從西漢末年起，就不時有人把它作為政治製度或經濟製度的理論依據，直到明、清兩代，政治機構的設置，仍然參考《周禮》。自從它立為儒家的經典以後，又成為封建士大夫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藍圖。
《周禮》原名《周官》，相傳是西漢時期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搜集來的一部古書，獻給朝廷。最初並未受重視，西漢後期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秘府圖書，發現了它。後來王莽攝政，以周公自比，模仿周製，任劉歆為國師，把這部書改稱《周禮》，在行政上照搬它記述的各種製度。王莽失敗後這部書又遭到冷遇，直到東漢末年鄭玄為它作注，才通行天下。
按古文經學家的說法，這部書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製禮作樂”的作品。今文經學家認為這部書是“偽書”，是劉歆為幫助王莽建立新政權而偽作的。近人經過研究，多接受本書不成於一時之說，它采用了西周舊製的一些材料，有些材料及其思想體係，又是戰國時代的，所以最後成書當在戰國後期。作者也不是一個人，應該是成書後又陸續有人增補。
《周禮》的內容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其中《冬官》在西漢重新發現時已經亡佚，以《考工記》代替。六官分別是：天官塚宰，為六官之首，管理朝廷大政及宮中事務；地官司徒，管理土地和戶口，負責分配土地、收取賦稅；春官宗伯，管理祭祀、禮儀，掌吉、凶、軍、賓、嘉五禮以及“九儀之命”等；夏官司馬，管理軍製、步騎、兵甲、田獵等有關事項；秋官司寇，管理刑獄、司法、治安等政務；冬官司空，管理工程、溝洫、水利等。把天地、四時與六大官署相聯係，構成國家行政機構體係，取其囊括一切無所不包的意思。
《考工記》的內容，前一部分是總論部分，論述百工之重要，後一部分記載各種工匠，對研究先秦社會經濟和手工業的發展，都是珍貴的史料。
從全書內容來看，《周禮》所記述的職官、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在西周、東周和戰國都沒有完全實行。《周禮》既利用了從西周到戰國的許多材料，又加以理想化，是關於國家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的設計藍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它具有更多的思想史料的價值，是研究無秦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的重要材料。
7、《春秋》及其三傳
“春秋”曾經是東周各國史書的通稱，《孟子·離婁下》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現存的《春秋》一書是在魯國國史的基礎上修成的，記述了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間的魯國曆史，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史書。根據記載，孔子曾對《春秋》進行修訂、整理，並且把它列為六經之一，教授弟子。《春秋》在古代經學家眼中有著重要地位和價值，孟子在提到《春秋》時說孔子“作”春秋，就是因為他相信孔子寓褒貶大義於史筆之中，是有其獨特思想的。相傳孔子在修訂《春秋》時，曾經運用一些隱微的言辭，暗喻某種深遠的“微言大義”，後世儒家將這種曲折而意含褒貶的文筆稱為“春秋筆法”，致力於對這種“春秋大義”的理解與闡釋。例如《春秋》經在魯隱公元年記載“鄭伯克段於鄢”，質實不文。《左傳》則解釋說，由於共叔段的表現違背了做弟弟的身份，所以《春秋》不用“弟”字稱呼他而直接稱其名“段”，本是兄弟相爭卻如同兩個國君之間爭權，所以用“克”字，由於共叔段的覆滅是因鄭莊公蓄意縱容造成的，所以《春秋》不稱鄭莊公的諡號，而稱爵位“鄭伯”，來批評他對弟弟有失教誨的錯誤。雖然後人的解釋並非絕無道理，但實際上，《春秋》的這種“微言大義”有被後人過分渲染、誇大，過度闡釋的嫌疑。
據記載，古代為《春秋》經作的傳有五部，流傳下來的有《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三部。
《春秋左氏傳》，又稱《左氏春秋》或《左傳》。相傳作者為春秋時的左丘明，近代學者們根據《左傳》中所述史事，認為它成書時間大致在戰國初年。《左傳》編年起於魯隱公元年（前722年），終於魯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經多出17年。《左傳》所記史事更延至魯悼公十四年，比《春秋》經晚27年。
《左傳》的特點在於以大量史實補充、說明了《春秋》，也訂正了《春秋》的一些錯誤。《左傳》以敘事為主，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春秋》記載的那些概括、簡略的史實，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古代史料。前人對《左傳》的評價，多著眼於其敘事藝術與語言特色，比如晉範寧說：“《左氏》豔而富”（《穀梁傳序》），唐韓愈說“《春秋》謹嚴，《左氏》浮誇”（《進學解》），都是著眼於其敘事生動，語言簡潔，富有特色，《左傳》可以說是古代著名的史學和文學著作。
《春秋公羊傳》，也稱《公羊春秋》或《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也稱《穀梁春秋》或《穀梁傳》。它們的編年都與《春秋》經一樣。古代學者一般認為《公羊傳》和《穀梁傳》分別為戰國時學者公羊高和穀梁赤所作，現在來看這種說法缺乏足夠的證據。二書在戰國時隻是口傳心受，直到西漢初年才用隸書字體寫定，都屬於今文經。
《公羊傳》和《穀梁傳》的撰寫宗旨主要是闡釋《春秋》中所謂的“微言大義”，內容著重於解釋《春秋》經文，很少述說史事，內容冗長空洞，所講“大義”未必都符合《春秋》原旨。因此它們與《左傳》不同，並不是史書，沒有給我們提供新的史料，同《左傳》相比，也沒有多少文學價值。二者比較，《公羊傳》發揮春秋大義為多，比如“三世”說、“三科九旨”說等對後來影響很大。漢代及以後曆代的今文經學家經常利用《公羊傳》來發揮自己的政治觀點，把它們作為議論時事、解決當時困境的理論依據，漢代的如董仲舒，清代的如劉逢祿、龔自珍、康有為等。因此《公羊傳》及《穀梁傳》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思想史層麵上，在中國古代經學史、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影響。
8、《論語》
《論語》是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關於孔子和他的少數學生的言語行事的記錄。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對古代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文化人物。《論語》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學說的最基本的依據，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獻。《論語》不是某人在某一時間編成的。《漢書·藝文誌》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孔子既卒，門人相互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一般認為，它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編定的，延續了一兩代人，前後達三、五十年的時間，成書時間大致在戰國初期。最後總的編定人可能是曾參的學生。
從《論語》看孔子的主要思想，其一是強調“仁”的思想，“仁者愛人”。其二是強調禮治，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希望借助周禮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統治製度。
《論語》一書傳到漢朝時，已經有三種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魯論》、《齊論》以及古文本的《古論》。現今傳世的《論語》，是東漢學者鄭玄參照上述各種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論語》全書二十篇，為了稱說上的方便，每篇有個篇名。篇名是根據這篇開頭一句話中的某兩三個字起的，它與本篇的內容是沒有關係的。
《論語》在西漢時還隻作為經書的輔翼，被看作是傳、記一類的著作。到東漢時列入“七經”之中，《論語》成為讀書人的必讀之書，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理學家朱熹把〈論語〉同《孟子》、《中庸》、《大學》合為《四書》並為之作集注，使《論語》在宣揚封建禮教方麵，處於更加突出的地位。清末學者唐晏在《兩漢三國學案》中評價《論語》說：“按《論語》之為經，乃群經之鎖鑰，百代之權衡也。”可以看出《論語》在古代儒生心目中的地位。“五四”以後，伴隨著政治體製、文化範式的變化，《論語》不複有往日的風光。但不可否認，《論語》畢竟是古代社會豐厚的文化遺產，在當今社會，《論語》在弘揚傳統文化價值，促進倫理道德規範方麵仍然有其重要價值，近年來重新興起的“論語熱”也說明了現代人對其價值的重新發現。
9、《孟子》
《孟子》是一部記錄孟軻言論行事、包括他和當時人及門人弟子們相互問答的談話錄，今存七篇。主要是由孟軻的門人萬章、公孫醜二人所記，可能孟軻本人也親自進行過潤色。書中記載了孟子的政治活動、政治學說及其哲學、倫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軻，字子輿，是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是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孟子在政治上提倡“仁政”學說，宣揚“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提出了“義”的觀念、人性本善的思想以及“養浩然之氣”等一係列在古代思想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命題，強調仁義內在，重視道德實踐，在儒家哲學中形成了一個新的理論體係。另外，《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誌”、“知人論世”等觀點也影響了古代文藝理論的發展，可見《孟子》對傳統文化的多方麵影響與豐富價值。
在漢代，《孟子》同《論語》一樣僅被當作“傳”、“記”類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學家們作為經書列入“十三經”之內。南宋朱熹把它編入《四書》，並為之作集注，成為後來儒家文人最為注重的經典之一。
10、《孝經》
《孝經》一書，被認為是古代經典中“字數最少，內容最淺，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的一部典籍，確實，《孝經》全文不過1799字，內容有許多地方係抄撮《左傳》、《孟子》、《荀子》等書而成，但自西漢時被列為博士官後，曆代影響不絕。但對於其作者、產生時代諸問題，卻爭議頗多，莫衷一是。
今人總括有關《孝經》作者的說法，凡八種：孔子、曾子、曾子門人、子思、孔子門人、齊魯間儒者、孟子門人、漢儒等，折中論之，“孔子、曾子和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都是《孝經》的作者”，《孝經》的成書，至遲不完於公元前241年，因為此年修成的《呂氏春秋》中已經引用了《孝經》中的文字，最後由西漢劉向校定成書。實際上，先秦典籍成書皆經曆一段較長時期，有時也不必以今日著述慣例來審視上古典籍之形成過程。
今本《孝經》共分為十八章，基本內容是儒家倡導的封建孝道，宣揚“孝，德之本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等封建說教。《孝經》提倡行孝，但更核心的思想是由講孝進而勸“忠”，主張孝子對待國君應該忠貞不二。因此，曆代統治者對於《孝經》都十分重視，西漢文帝始立《孝經》博士，東漢時列為“七經”之一，甚至成為學校課本，成為選拔官吏的考試科目，唐玄宗甚至親自作注，大加宣揚。一直到明清，《孝經》都是要求讀書人必須熟讀的經典。
《孝經》是曆史上最重要最普及的經典，作為“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黃道周《孝經集傳》），是人倫百行的綱紀，倫理道德的規範，又是科舉仕宦的階梯，影響深遠，以至於朝鮮、日本、越南等周邊各國。今天對於“孝”，應該摒棄糟粕的成分，發揚精華的部分，尊老、敬老、養老，強調後代對前代人的義務與責任，凸顯人類文明中人生價值的持續與傳承，從而建立起和諧、美好的人倫關係。
11、《爾雅》
《爾雅》是一部對古代經典中的詞語進行解釋的書，是古代訓詁知識的彙編。《爾雅》與其他經書性質不同，它沒有思想價值，隻是曆代經學家用來解說儒家經義的工具書，現在已成為考證古代詞義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資料，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將《爾雅》列入經書，實際上體現出古人一個悠遠的經典闡釋傳統，就是後來清儒所反複闡述的“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顧炎武《答李子德書》）、“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等等，經典的研讀、闡釋首先有賴於文字音韻訓詁之學，這些是求經典之道的前提與基礎。
《爾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釋詁》、《釋言》、《釋訓》為一般詞語的解釋，其餘則按各種名物分類解釋，如《釋親》、《釋器》、《釋山》、《釋草》、《釋鳥》、《釋畜》等等。
關於《爾雅》的作者，傳統的說法是周公或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但缺乏足夠的證據，並不可信。現在一般認為，《爾雅》並非一人一時之作，而是綴輯多家訓詁材料彙編而成的。《爾雅》大約在戰國時期初具規模，後來又經過漢初學者的增補潤色，才形成今本的麵貌。有關《爾雅》的注釋，最早有晉人郭璞注，清代郝懿行《爾雅義疏》、邵晉涵《爾雅正義》，搜羅宏富，訓釋詳明，都是可參考的注本。
12、《四書》
對古代中國人影響巨大的傳統儒家經典中，除了“十三經”之外，還有所謂的“四書”。“四書”的說法出現在宋代，二程（程顥、程頤）已經主張把《論語》、《孟子》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相配合研讀，到南宋，理學家朱熹祖述二程的觀點，對它們進行注釋並且加以闡發，於是始有“四書”之稱。
《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程頤認為這篇文章是“初學入德之門”，是士人修身之根基，其內容主要是提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條目，認為個人隻有首先修養自己的道德，才能進而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為古代士人提供了一條可以履行的成就人生的道路。
“中庸”是指處理事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天下正理，是儒家提出的最高道德標準，作為儒家的一種倫理道德觀念，在《論語》中已有類似表達，在《中庸》中得到集中闡述。《中庸》肯定“中庸”是道德行為的最高準則，認為“誠”是世界的主體，並且提出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學習過程和認識方法。
四書合在一起，實際上反映了從孔子經由曾子、子思而到孟子的儒家傳授係統，所以到宋人標舉《四書》，體現出儒學思想的發展脈絡。
自從朱熹作《四書集注》，“四書”逐漸風行，在現實與學術上的影響越來越大。到明代，科舉考試有以“四書”作為科目，“四書”對讀書人的影響就更為明顯。《大學》、《中庸》提出的以個人內心修養為出發點向整個自然展開的倫理觀和政治觀，以“至誠”為中心的一係列原則，成為古代知識分子的處世宗旨和人生追求，一直到今天還有其影響。
三、中國經學的發展曆程
（一）早期經學
在中國文化史上，孔子開創私人講學的先河並產生深遠影響，但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孔子所創的儒家學派，隻是其中一家，當時並沒有顯露出它在學術、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孔子在當時也很不得誌，到處奔走，但沒有諸侯賞識他，“累累若喪家之犬”。最後，孔子通過傳授自己的學說來展開儒家的學術世界。他“述而不作”，以整理前代經典文獻為主，通過對《詩》、《書》等經典的解釋與傳授來闡述自己的思想，使“六經”逐漸成為傳述儒家思想最為根本的經典，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又是古代第一個經師，是古代經學的開辟者。
孔子之後，儒家學派在傳授過程中逐漸分為八個流派。《韓非子·顯學》中曾提到戰國時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荀）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他們闡述孔子及自己思想的著作在《漢書·藝文誌》的《諸子略》中有記載，比如《子思子》、《曾子》、《漆雕子》、《孫卿子》（即《荀子》）等，有些已經亡佚不存，但子思的學說，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中有發現，能夠使我們重新審視早期儒家的思想麵貌。八派之中，以孟子和荀子兩派影響最大，《史記·儒林傳》說：“孟子、荀卿之列，鹹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不過他們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有不同的發展。孟學強調人的主觀精神作用，主張人性善，在孔子“仁”的觀點的基礎上，宣揚王道，反對霸道，主張“法先王”。荀學主要發揮儒家的禮治思想，主張“法後王”，強調“禮”是區別貴賤尊卑的規矩、準繩，宣揚以禮治來端正等級名分，用刑法對付各種反抗行為，容易同名、法學說合流。孟子與荀卿二人，“荀卿傳經之功甚钜”，《毛詩》、《魯詩》、《韓詩》、《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大小戴《禮記》、《易》等，都有賴於其所傳，以致“漢初傳其學者甚盛”。孟子對經書的傳習，見於記載者也有《詩》、《書》、《春秋》等。可見在經書流傳時代，孟荀各有貢獻，後人多注重其思想之闡發，往往忽視其對經書之傳承，此種關節實可注意。
（二）經學在漢代的發展
秦朝滅亡後，西漢統治者在繼承法家統治思想的同時，信奉黃老道家思想，吸取秦朝覆滅的教訓，從道家“清靜無為”思想出發，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使社會生產得到恢複和發展。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山東銀雀山漢墓以及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西漢前期的典籍，多以法家、道家、兵家文獻為主，可看出這一時期統治思想的好尚。但同時，西漢統治者也比較重視儒家對秦朝暴政的批評，讚成儒家倡導的仁政。比如儒生叔孫通製訂的君臣禮儀，陸賈從儒家思想出發，對秦失天下、漢得天下以及古代興亡成敗的全麵總結，賈誼興禮樂的主張，也逐漸使統治階層認識到儒家學說對於統治的作用。因此，有學者也認為，不應過分誇大漢初統治者對黃老之學的推崇，此一時代，儒家思想仍然是有其市場的。
黃老無為的統治思想，使漢王朝麵對地方諸侯王國勢力的日益增長而無所作為，諸侯王國的勢力逐漸膨脹到威脅王朝統治的地步，景帝二年（前154年）的吳楚七國之亂，就是這一矛盾的集中體現。叛亂平定後，儒家學說逐漸成為統治者宣揚的主要統治思想，尤其是董仲舒大力宣揚的“君勸神授”、“大一統”等思想足以來加強帝國的統治，漢武帝時期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是適應西漢統治策略轉變、加強中央集權的曆史必然。此後，儒家學說逐漸被尊奉到唯我獨尊的地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統治思想。
兩漢時期，經學發展的主要特征是今古文之爭。先秦時期的儒家經典，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絕大部分被銷毀不存，到西漢建立，這些典籍的先秦古文舊本大都沒有傳下來，主要由學者們通過口傳心受流傳下來。漢朝建立後，這些口耳相傳的經典被書之於竹帛，用的是當時通行的隸書，因而稱為今文經，比如《公羊傳》，經過公羊氏五世口傳，到漢初才被寫定記錄下來。古文經的來曆則主要是西漢時期重新發現的一些用六國古文字書寫的古本儒家經典，比如漢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在牆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無論是今文經還是古文經，最初隻是書寫字體不同，間有文字、篇章差異，但是後來卻形成了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兩個學術上的派別，兩派各立門戶，各有師法，它們對孔子的評價、對六經的解釋以及研究方法目的等方麵都存在很大分歧。
對於六經的作者，今文經學派認為六經皆為孔子所作，先有孔子然後有六經，孔子是經學的創始人。古文經學派則認為，六經皆史，隻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史料文獻，並非始於孔子，六經是周公等先聖所撰。今文經學派把孔子看作政治家、教育家，認為六經寄托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用以垂教萬世，“托古改製”，因此今文經學家十分注重從六經的“微言大義”中去探求、發現治國安邦的道理。古文經學派則是把孔子視為史學家，孔子述而不作，隻是對六經這些曆史資料進行整理，然後傳之後人。
從研究宗旨來看，今文經學家標榜經世致用，強調經書的直接簡單化的實用目的，比如西漢今文家以《尚書·禹貢》治河，以《春秋》治獄等，另外有多言陰陽災異，宣揚天人感應，把儒學神化，從而為現實政治服務，解說經書往往牽強附會。而古文經學派多從通語言文字入手，以求對經書本身作確實的理解，學術性較強，但有些注釋也不免流於煩瑣。
從學術觀點上看，今文經學派以《公羊傳》為闡發其主要思想的經典，主要代表人物董仲舒大力宣揚《公羊傳》中的“大一統”思想，提出“君權神授”的觀點，認為最高統治者皇帝是上天之子，皇帝的統治地位和權力是上天的安排，皇帝的言行是上天意誌的體現，所以一切臣民都應該絕對服從。這些觀點從意識形態上為封建帝王的統治權力提出了理論根據，得到統治者的欣賞和大力支持。但是今文經學也講“天人感應”、“天人合一”，把人世社會的政治安危同自然現象的變化聯係起來，要求皇帝要實行仁政，否則就會被上天警告和懲罰，這對帝王的統治也起到一定的勸誡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