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是明清兩代科舉考試中規定寫作的文體，又叫“製藝”、“時藝”、“八比文”等。八股文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與規則，文章的字數也有規定。每篇文章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自起股至束股的四段中，都各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起來共有八股，故稱八股文。題目主要出自《四書》，所闡釋的內容嚴格限於朱熹《四書集注》的內容，考生隻能依據題意，“代聖人立言”，八股取士無論從形式還是從內容上都對讀書人進行著約束與禁錮。對於八股文，五四以來多持批評態度，近代以來的研究，則著重從製度層麵、曆史文化的高度對八股文進行重新審視與客觀評價，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明代科舉不考詩賦，清代則從乾隆二十二年開始逐步在鄉試、會試及院試中考詩賦，形式有嚴格的規定，內容也不外乎歌功頌德、粉飾太平，這種試帖詩是毫無文學價值可言的。
三、對科舉製度的曆史功績及其弊病的反思
科舉製度的產生是曆史的一大進步，因為它至少樹立並堅持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原則，對我國古代社會的選官製度，特別是對漢代的察舉和征辟製、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是一個直接的替代和否定，為廣大中下層士人和平民百姓通過科舉而入仕，改變自己的命運境遇，提供了一個相對比較公平的機會和條件。統治階層科舉製度吸納大批的人才進入統治體製，擴大了統治的階級基礎，促進了政治的清明和社會的穩定。科舉選拔的競爭作用還激起了各階層的上進心和創造性，促成了興學重教的社會風氣，從而能夠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進步。
因此說，科舉製度是中國曆史上，也是世界曆史上最具開創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選拔製度。孫中山先生認為科舉製度“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製度”（《五權憲法》），西方則將中國的科舉製度稱之為“中國第五大發明”，都可以看出它對中華民族，對全人類文化發展的巨大貢獻。
就實際效果來說，在漫長的1300年的科舉考試中，據不完全統計，曾產生出700多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數百萬名舉人以及至於不計其數的秀才。隋唐以後，幾乎每一位士人都與科舉考試有著直接密切的關聯。這裏麵也產生了一批善於治國安邦的名臣名相，一批有傑出貢獻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等，比如張九齡、裴度、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柳公權、範仲淹、包拯、司馬光、歐陽修、蘇軾、沈括、朱熹、文天祥、張居正、顧炎武……等等，不勝枚舉。在南京大學曆史係編的《中國曆代名人辭典》中所載唐代至“五四”時期的一千四百八十多位名人中，進士出身者占60%以上，這都說明科舉製在選拔人才方麵的客觀功用。
可以說，科舉製度在隋唐以後選拔了古代社會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的主要力量，許多對中國的文化、政治、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人物，都是通過科舉考試而躋身於社會上層並由此獲得了做出其傑出貢獻的基礎。相對公平公正的科舉考試對於封建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各民族的團結和融合、文化教育的發展，對於中華文明的傳播，都曾產生過巨大作用。我們著重申述以下兩點。
(一)科舉製度在古代社會發揮著統合作用
科舉製度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製度，在其實行的過程中，它一直在發揮著無形的統合功能，將文化、社會、經濟諸領域與政治權力的結構緊密地聯係起來，形成一個多麵互動的整體，這是科舉在古代曆史上的一大功用。
自漢武帝以後，士人已脫離了“遊士”的階段，一方麵，與宗族、親戚、鄉黨等建立了越來越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麵則開始在鄉土定居。士人以雄厚的社會經濟基礎為憑借，在所居郡縣往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最初科舉製度的創立，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消解門閥大族對國家的政治影響力，與秦漢以後逐步占據了中下層社會主體力量的士人階層建立起一種廣泛的合作關係，以降低世家大族對皇權的威脅，發揮中下層士人連結社會主體的巨大作用。具體表現就是在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士紳階層，緩衝官民間的矛盾，維係社會結構的穩定。
從文化上來講，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是相對穩定的主流意識，通過士人的廣泛參與，使得王朝的基本意識形態、國家文化大傳統的基本價值得以傳播到各地，特別是文化、經濟較為落後的地區，使得國家大傳統與地方小傳統能夠互相交流，以歸於正，從而取得全國性的政治、文化統合的效用，而且這種效果是上令下行式的政令發布所不可比擬的。比如到宋代以後，科舉製度體現出越來越向一般民眾開放的趨勢，雖然仕宦、詩禮、富家子弟在科舉競爭中常常占有很大的優勢，雖然有學者強調“還是等級社會，還是少數統治”，但從整個曆史進程看，至少到明、清時科舉已非任何特權階層所能壟斷了，就像顧炎武在談到明末科舉取士的情況時所說的“科舉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確切的數字，據何炳棣統計，明清兩代的進士，平均約有42.9%出身於從未有過功名的家庭。所以我們看到，唐、宋以後的科舉製度已經成為國家統治係統的一大支柱，無論是對士人懷著很深敵意的朱元璋或是異族入主的蒙元、滿清王朝，都不能不借重科舉的統合功能來擴大統治基礎、鞏固王朝統治。
因此說，古代的科舉製度是一個涉及政治、社會、文化各層麵的複雜製度，對於王朝的統治，社會的穩定，不斷更新的活力與生命力，至為重要，是古代社會中最值得注意的基本製度。
(二)科舉製度對古代知識分子的重要影響
在古代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代表的知識分子，孕育他們的土壤就是科舉製度，其精神麵貌、精神狀態都是由科舉製度塑造出來的。可以說，科舉製度的存在，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和文化品格產生了重要影響，知識分子身上體現的積極向上、清正廉明、苦讀向學等美德，曲學阿世、鄉願懦弱等鄙習，都能從科舉製度中探尋到根源。
科舉製度創立之初，自然有其現實的政治目的，據說當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進士從端門列隊而出的時候，高興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在他看來，科舉製度不過是他籠絡人才的一種手段。但科舉製度把讀書、應考、做官三者緊密聯係起來，使普通的士人看到了進身入仕的希望，使廣大讀書人為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而整日埋頭苦讀，自覺自願地向著統治階層規定的思想意識與倫理道德努力，這一方麵促進了士人的積極向學，追求“致君堯舜上”的功業理想，另一方麵，一切以科舉為依歸，也逐步喪失了作為士人的獨立意識與自由精神。在這一點上，科舉製度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文化品格的影響是極大的。古代士人的一生路途圍繞科舉展開，也為科舉所禁錮，許多讀書人苦讀一生，都是為了科舉及第後的富貴榮華，為了書中的“顏如玉”、“黃金屋”，參加科舉得中後的士人，成為統治階層中的官僚，成為皇權的附庸和統治的工具。就像唐代詩人趙嘏所說的“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當然還有許多人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進一般，到老還是個秀才，把自己一輩子都消磨在“八股文”之中，消磨在科舉考試之中。
科舉考試發展到明清以後，內容以僵化保守模式化的八股文為主，逐步成為嚴重束縛讀書人思想的枷鎖，暴露出種種弊端。其一，讀書人在功名的誘惑下，隻知反複揣摩八股文這塊敲門磚，不知關心天下大事、社會現實，真正成為百無一用的書生，在《儒林外史》中我們看到的範進、周進等可憐又可笑的文人形象，是那個時代為科舉所害的文人典型；更有甚者，為科舉利祿所誘導，墮入奸貪之途，昏聵之境。其二，由於科舉考試形式與內容的僵化與狹隘，造成文人知識結構偏狹，思想僵化、固步自封，也間接強化了對科學技術的漠視，本來應該是通過科舉選拔英才，卻大多成為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安邦的庸才，這一弊端明清以後愈發明顯。其三，科舉製度越來越功利化的趨勢，消蝕著士氣，敗壞著世風，士人的精神境界越來越卑下，耽習空洞的時文，不究學業之根本，文風、學風越來越浮薄。科場弊案禁而不絕，冬烘學究遍布朝野。到清朝末年，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建立新式官吏選拔製度，已成為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頒布了停止科舉的上諭，至此，1300年的科舉製度宣告結束。
現在我們回過頭認真思考科舉在中國曆史上發揮的巨大作用，可以看到科舉製度不但影響了中國曆代的政治進程，而且還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文化心態及性格特征，無論是從積極的方麵還是消極的方麵來說，它對中國曆史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科舉製度成了影響傳統中國人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化變量，因科舉製而累積的心理現象、文化現象、教育現象與社會化效應，也是導致近代以來東西方在知識、思想與信仰等方麵產生差異的一個基本原因。”從對世界文化的影響來看，科舉製度從宋元以後逐步東漸西傳，亞洲的越南、日本、朝鮮，都較長時間仿照中國推行過科舉製度；西方的法國、美國、英國等國選拔官吏的政治製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國科舉製度的作用和重要影響。西方現代的文官選拔製度、我國現代的教育製度和幹部選拔製度都是中國古代科舉製度的繼承和發展。因而，對於古代科舉製度的功過及其深遠影響，將是一個還需深入探討研究的話題。
主要參考文獻：
陰法魯主編《中國古代文化史（二）》第二十六章中國古代的選舉與科舉製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朱誠如王樹森《中國古代文化基礎知識》“科舉”章，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劉洪仁《中國古代文化精要》第五章古代的選舉製度與科舉製度，巴蜀書社，2003年。
王力等《中國古代文化史講座》第五講職官與科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許樹安《古代選舉與科舉製度概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黃留珠《中國古代選官製度述略》，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王道成《科舉史話》，中華書局，1992年。
張希清《中國科舉考試製度》，新華出版社，1993年。
閻步克《察舉製度變遷史稿》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
王炳照徐勇《中國科舉製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李樹《中國科舉史話》，齊魯書社，2005年。
龔延明《中國古代職官科舉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
吳宗國《唐代科舉製度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
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三聯書店，1998年。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大象出版社，2006年。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