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漢字尋根
一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觀之於古代文明研究
上一講介紹了古籍所載關於漢字創製的傳說和西洋、東洋學者關於漢字起源以及相關問題的種種看法，其中談到了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談到了“白鳥”“林泰輔”之爭，雖然此事已經過去了幾十年，然而問題並沒有解決，白鳥氏的觀點至今在日本的漢學界很有影響，有些日本學者不僅不相信中國曆史上有大禹其人，甚至也不相信中國曆史上有一個夏代。
大家知道，在白鳥氏抹殺堯舜禹的1909年，中國正值晚清覆亡前夜，民族災難深重，時局險象環生。其時中國的精英階層受西學潮流發展之影響，業已意識到曆史學之於中華民族之重要，1902年梁啟超曾發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倡言史界革命，他說：“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遍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夏曾佑在其《中國曆史教科書》中亦雲：“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為推而已矣。故史學者，人所不可無之學也。”一時“史界革命”與“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彙成了波濤洶湧的學術潮流，之後又曆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蕩，中國的新史學得以迅速發展，籠罩了中國社會兩千多年的孔子儒家思想被視為中國封建文化的象征而痛遭批判。一句話，20世紀前期可謂是一個風雲突變，除舊布新的時代。隨應著新時代雲合風起，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編目員、時年26歲的顧頡剛先生在《努力周報》附刊《讀書雜誌》第9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文章，所謂“與某某書”就是給某某的信，就是這封看上去似乎不怎麼象正式學術論文的通信，卻使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地動山搖般的強烈震撼。一篇五千言的書信，怎麼會有如此巨大的魔力？這封信寫的究竟是什麼內容？
此信之所以觸動中國學術神經者歸納起來要有三端：
古書上所說的夏代始祖大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此與白鳥說頗為一致），“禹”和“夏”沒有關係，禹是有足蹂地、大約蜥蜴之類的蟲（此比白鳥說更具衝擊力）。黃帝之起於秦國，說不定黃帝即是“黃龍地螾”之類（此比白鳥說走得更遠），此其一、堯、舜、禹、稷的事跡是編造的，都靠不住，此其二。晚清的疑古學者崔述所相信經書並非信史，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幾？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的創造”，此其三。
顧先生此信的核心觀點就是“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有人稱之為顧律。
顧律一腳踹翻了中國古史上的偶像，顛覆了傳統的經書權威，衝決了“非聖不法”這一籠罩中國兩千多年的思想網羅，因此，此信一經刊布，立即成了學術界熱議的中心話題。熱情稱讚者有之，激烈抨擊者亦有之。稱讚者不乏學術權威，如錢玄同、胡適之諸先生。顧文一發表，錢玄同就緊踵其後在該刊第10期上發表《答顧頡剛先生書》，他稱讚顧頡剛“先生所說‘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一個意見，真是精當絕倫。”他還進一步論定，“六經”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讬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後來底儒者“讬古”的部分；《論語》中道及堯、舜、文王、周公，這才是孔丘底“讬古”）；“六經”底大部分故無信史底價值，亦無哲理和政論底價值。錢玄同不僅否定了“六經”，甚至連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也一並否定，認為許慎表彰的“壁中古文經”之出於劉歆“嚮壁（即孔壁）虛造”，此毫無疑義。許慎的《說文解字》是一部充斥著偽古字、偽古義、偽古說、偽古禮、偽古製的偽書。
胡適之先生說：“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它，虛心地試驗它，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他還認為‘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中國的古史是逐漸地、層累地堆砌起來的——‘譬如積薪，後來居上’——這是決無可諱的事實。”
抨擊者中也不乏宿儒，如劉掞藜、胡堇人、柳詒徵。劉掞藜在《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一文中說：“顧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過他所舉的證據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滿意的。”劉先生對顧先生所舉出的證據作了駁難。胡堇人在《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中指出：“我以為古史雖然龐雜，但隻限在堯、舜以前。若堯、舜之後的史料，似乎比較稍近事實。”認為：“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說文》禹字訓蟲便以為禹不是人類，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又引伯祥雲：或即是龍。……這般望文生義的解釋，如何叫人信服呢？若依這個例子，則舜字本義《說文》訓作蔓草，難道帝舜就是一種植物嗎？”
柳翼謀（詒徵）先生則以《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為題，不客氣地批評道：“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明《說文》之誼例。不明《說文》之誼例，刺取一語，輒肆論斷，雖曰勇於疑古，實屬疏於讀書。何則？《說文》者，解字之書，非為後世作人名字典也，故於字之形誼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證。”
稱讚也好，反駁也罷，總之，顧頡剛成了學術界聚焦之點。上海某書肆搶先一步把雙方辯論古史的文字編成了《古史討論集》出版了，雖然其中錯字很多，印刷也很粗略，這刺激了顧頡剛先生及其樸社同仁，顧頡剛先生便將之重新編印，這便是後來的《古史辨》。
客觀地說，顧頡剛先生《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發表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如果說是裏程碑亦不為過。正如錢穆所說：“《古史辨》不脛而走，疑禹為蟲，信與不信，交相傳述。三君（胡適、錢玄同、顧頡剛）者或仰之如日星之懸中天，或畏之如洪水之泛濫縱橫於四野。要之，凡識字之人幾無不知三君名。”顧頡剛之於中國學術界的影響無法估量，由此而後，史學界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清算古史運動，疑古成為時尚。曆史教科書在言及上古曆史時莫知所措，不得不在五帝和夏的欄目裏寫上“傳說”二字，夏商年代後麵劃上(？)，另有學者更因“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經傳所傳，宋人尚有翻案者，求證於金石甲骨，所得既渺”，在著述中國通史時，置“乖異傳疑”的原始社會和夏商周於不顧，徑從秦漢落筆，名之曰《中華二千年史》。疑古思潮影響了近代中國的學術走向，其曆史意義之巨大在近世罕有可與其匹者，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古書的辨偽問題上，確有學者疑古過勇，“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他們對古代的否定常常有些過頭，對一些本來不應該懷疑、不應該否定的內容也加以懷疑和否定，結果在辨偽上造成了不少，甚至是很多冤假錯案。”
疑古思潮對中國近代學術史影響深遠，但它把懷疑對象擴大化，以至於認為漢以前古書無不可疑，甚至得出“東周以前無史”的荒唐結論，這對於古史研究所帶來的負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國外至今仍有一些學者置大量的考古學證據於不顧，繼續否定夏王朝的存在。茲事體大，事關如何認識古代中國，如何對待悠久、輝煌的古代文明，如何看待曆史綿遠的中國古代文化，如果曆史沒有了源頭，如果中國曆史上根本就沒有一個夏代，那麼，後文所要討論的夏代有沒有文字的問題也就成了無本之木了。近年來，學術界十分關心如何認識中國古史問題，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說：“中國人對古代的認識問題，是一個牽涉到對整個人生、世界的看法的最根本的問題。對全體中國人來說，對古代的認識實際上是與一個中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密切相關的問題，它是關係到中國人對於自身價值標準的基本準則的認同的大問題。”因此，中國古史的源頭問題也是每一個關心中國文化的學人不容回避的問題。
二夏代有文字嗎
在疑古思潮風起雲湧之際，一些清醒的曆史學家不相信我們的祖先全是居心叵測的謊言家，不相信“古代真相不過如此”，也有學者與疑古派商榷辯難，還有學者默不作聲，另辟蹊徑地從田野考古中尋找上古文化的證據。隨著考古鐵鏟的翻動，代表著夏文化的偃師二裏頭、鞏縣稍柴、登封告城、臨汝煤山、山西東下馮等上百處二裏頭文化遺址終於露出了真麵目，一向被視為“若存若亡”的夏王朝終於得到了堅實的物證。
近幾十年來，經過考古工作者和曆史工作者的努力，重建上古史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實績。殷商早已被證實為信史，由於考古資料的日益豐富，夏作為一個王朝存在已被證明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河南登封王城崗、偃師二裏頭，山西東下馮、陶寺和臨汝煤山諸遺址的發掘，使夏文化的探索進入實質性的縱深地帶。然而，由於夏代文字的直接實物發現不多，夏代究竟有無文字成了夏文化討論的熱點之一。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範文瀾先生就說：“按照殷墟文字已經達到的程度，上推夏朝已有原始的文字，似乎也是有一些理由的。”但有的學者認為“中國象形文字出於商代後期(盤庚、武丁以後)的卜人集團”，斷定“夏代沒有文字”。目前，學術界多不讚成這種論點，認為“這未免把漢字形成的時間估計得過晚了”。
“音標字母的使用和文字記錄的產生”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幟。夏代有無文字產生，關係到夏王朝社會性質的確定，關係到對漢字起源的認識，是華夏文明和夏文化研究中不容回避的問題。
有學者不同意“中國象形文字出於商代後期(盤庚、武丁以後)的卜人集團”的結論，而主張中國至遲在夏代就已經有文字產生，甚至更早。
持“夏代沒有文字”論者的主要證據大概有二。其一就是“二裏頭文化中並無這類(即商代後期甲骨文)文字出現”。其二可能就是在古代文獻中找不到關於夏代文字的直接材料。我們認為，第一個證據不足征信。事實上，二裏頭文化中確有夏代文字材料發現，並且早於此時的龍山文化時代文字亦有出土。隻是這些文字發現得還比較少，有的尚不能解讀而已。第二個證據也缺乏說服力。誠然，古籍中難以找到關於夏代文字的直接材料，但並不能據此斷定“夏代沒有文字”，非有必無的推論在邏輯上是不嚴密的。
在文獻裏找不到夏有文字的直接證據，並不意味著沒有證據。我們還可以利用間接的文獻材料、考古材料和其它材料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其實，可以找到的間接材料很多。
首先，範文瀾先生所指出的殷墟甲骨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大家熟知，“商代後期(盤庚、武丁以後)的卜人集團”所使用的甲骨文字，僅據出土的統計已達4000(不計重出)。目前我們常用的漢字字數也不過四千左右，因此說，就數量而言，它已形成完整的體係。就造字方法而論，甲骨文字，六書悉備，並且形聲字的比例已經接近或達到甲骨文總數的20％。也就是說，此時文字已經注入了表音的成分，已經走出了“意義不一，沒有音讀，多方喻解”的幼稚的原始文字階段，開始向意音文字方向大踏步地挺進。從甲骨文字與當時語言的適應性上看，甲骨文中已經產生了一大批表示抽象意義的虛字(或叫詞)。如專門表示語氣的副詞“惠”和“唯”，並在語句裏起一定的語法作用。有學者研究認為“惠”或“唯”是句子“焦點的標記”，”除“惠”、“唯”外，還有一批意義虛化的介詞，如“於”、“自”、“在”、“從”、“由”、“自…至(於)…”、“自…於…”。這些詞的產生一方麵說明了漢語語言發展到殷代晚期已相當發達、完善，另一方麵說明記錄這種語言的文字此時已經臻於成熟。亦有研究者認為，甲骨文裏已有散文的雛形。總之，甲骨文已經能夠出色地勝任語言的傳播和交流任務。人們毫無理由把“原始文字”的定義強加給它。
論者認為“甲骨文一期卜詞屬於武丁卜人所作，形體似尚未穩定，一字多形之例較多，文字尚缺乏約定俗成化，即通行未久”。“殷虛甲骨文字的書法與結構，一方麵體現出它的成熟性，距離原始的圖象符號已有相當距離；另一方麵也體現了它的省型與變型的分化過程，仍有一定的原始性，從這裏亦可以反證夏代尚無文字”。我們認為，以甲骨文形體尚未穩定、一字多形之例較多來說明文字通行未久是不合適的，由此而進一步推出“夏代尚無文字”更不能令人折服。
對文字發展曆程通盤考察之後不難發現，文字異體、一字多形是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存在的普遍現象，上至大汶口文化的圖畫文字(也有的叫符號)，甚至更早，下至春秋戰國末期，文字一直處於自然發育的狀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現象並不因進入階級社會而消亡，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趨勢，這是社會向前推進次生文化逐漸發展的必然結果。
文字的發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從原始圖畫文字到表詞文字(或叫表意文字)，其間大致曆經了“共有——壟斷——共有”三個階段。圖畫文字階段(包括此時產生的約定符號、巫祝符號)，文字的圖象很不穩定，往往由書寫人“發明”。這種文字因其圖示性強，不需要學，大家都懂，從嚴格的文字定義上看，它還不完善，不規則。這段時間應該是有階級以前的氏族——部落公社時期，社會對書寫人還缺少約束力，因而此時的文字形體多不穩定。又因書寫者有表達主體意識的強烈願望，在書寫時要考慮別人能不能體會自己的寓意，所以，就會自覺地考慮社會成員的共約性。規定性和創造性的矛盾，一直貫穿於文字發生發展的始終。原始文字的初期，文字少而形體多，抽象的少而具象的多，書寫複雜而認識簡單。這個時期的文字是全民共有的。隨著社會、語言和思維的進一步發展，每一個圖畫符號逐漸被固定下來而表示一意的意義，它與該語言中的詞的對應關係逐漸地確定下來。這時的文字的書寫相對簡單了，形體相對減少了，規定性增強了，而認識和掌握的難度卻加大了，文字變成了一門要求長期學習的複雜技術，社會的全體成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都花費大量時間來學習這門技術。因此，在長時間內文字並不為全民服務，而隻為社會的個別特權集團(如祭司、職業書吏、國家官吏，即後來知識分子)服務。此時進入了文字的壟斷階段。社會發展領域的進一步擴大，需要言語傳至更遙遠更廣闊的地方，政治的、科學的、文化的因素使文字必須大眾化，必須變成全民的普遍交際工具，這是較晚時期的事情，此時文字和社會都已發達到一定的程度，這次文字的共有化，與前有本質的不同，具有革命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