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德國人祈爾歇(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或譯作基爾徹、基爾什爾）在1667年出版的《中國圖說》或譯作《圖說中國誌》中圖文並茂地介紹了中國的風土人情，其中涉及中國文字的起源，他說《聖經》所載閃的子孫率埃及人來到中國，傳授了古埃及文字，中國人學得並不完全，自己又加上一些創造，結果成為另一種文字係統，就是漢字。此書在17世紀曾在歐洲廣泛流傳。祁爾歇首倡的埃及說，也受到不少批評。何炳鬆評論道：“其中國學問甚為淺陋，且亦博而不精，蓋一長於神思而拙於考訂之人也”
1716年，法國阿夫郎什主教胡愛(Huet)根據其研究古代商業的結果，在文字之外，又考察風俗異同，也主張中國民族起源於埃及。他說：“就吾人所有之材料而論，埃及在東方之商業亦甚古而且盛，是吾人可以斷言印度人商業之繁盛亦與埃及相當，蓋印度人本埃及之重要商伴也……然印度與埃及商業之相當既有古代史為之證明，則當吾人讀史時不能不信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雖非全屬埃及之苗裔，至少其大部分必屬埃及人”。他又說：“在兩群入侵印度之埃及人中，中國人尤堪注意：。中國人對於本族之感覺極靈；其習慣與埃及人極其符合；其正體與便體之兩種文字；甚至語言，信輪回之說，養黃牛之習，亦複相似，而尤足以使人驚歎者，則中國人反對外國商人之入國，始終不變是也，此與斯特拉波(Strabon)所述古代埃及人之態度竟完全無異……”
另一位法國著名學者德經(Josephde
Guignes)曾於1758年11月作過題為《中國人為埃及殖民說》的講演，他的結論是“中國文明同希臘文明一樣，是由古埃及人啟發的。”德經的這種說法，曾受到錢德明(Jean
Joseph Amiot)等熟悉中國文化的傳教士的反對。
實際上，在德經的時候，古埃及的文字尚未得到解讀。直到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Jean
Francois．Cham－pollion)才找到解讀的鑰匙。中國商代的甲骨文則是在1898年末發現，1899年才鑒定的。
1834年，在第伯斯(Thebes)的埃及古墓中發現中國瓷瓶，英國人威爾金森(G.
Wilkinson)據此也支持中國文化源自於埃及說。這個所謂的“中國瓷瓶”曾引起許多爭議，但最後卻被證明並非出土於埃及古墓，而是出自“阿拉伯人的惡作劇”，何炳鬆譏諷道“夫以一阿拉伯商人之惡作劇，竟費卻西洋學者如許之腦汁與筆墨，誠可謂學術界罕有之笑話也”。
西方學者，並非全都這樣看，例如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就說：“就吾人所知者而論，中國人似非埃及之苗裔，正如其非大不列顛之苗裔。……中國人容貌、習慣、語言、文字、風俗等，實無一來自古代之埃及。中國人決不知有所謂割勢之禮，亦不知埃及之神祗，更不知愛西斯之神秘。”不僅如此，西方學者也有力主中國文化本土起源說的，如1862年法國人羅索密(Leon
Rossony)就倡導此說，後來的威爾斯(Wells)、約翰·洛斯(John
Ross)也支持該說。尤其是洛斯，他批駁了所有依文字相似而建立的中國文化西源論的假說，試圖證明中國文化是土生土長的，不承認漢民族有所謂移民時代。更有甚者，洛斯認為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相似因素，可能正是由於中國文化施加影響的結果”
（二）東洋人眼中的古代中國
如果說，西洋人鼓吹中國文化西來說是地緣關係，是緣於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隔膜，康德所謂中國人“需要八萬字來使人理解”就是明證，事實上，以收字豐富而聞名的《康熙字典》收字不過隻有47035個，目前收字最多的《漢語大字典》所收字數也隻有56000個左右，“8萬字”之說純係誤會。
那麼，與我們一水之隔的日本學者又是如何看待上述問題的呢？
有個名叫白河次郎的日本人支持法國漢學家提出的“中國文字源於巴比倫”的假說，他在1899年出版的《中國文明史》一書中，分析了中國與巴比倫在文字及傳說，尤其是學術、文學、政治、信仰等方麵的異同，以70多條類似點作證明。這種理論頗得民族學者的支持。牛津大學教授鮑爾(C．J．Ball)在1913年出版的《中國人與蘇美爾人》一書中，將中國文字與蘇美爾文字比較，也得出同樣的結論。
另一個日本人板津七三郎，1933年也出版過一本書，名叫《埃漢文字同源考》，兩年後又出版其《重訂及補遺》，從書名可知，他與前揭德國人祈爾歇等人的說法竟如出一轍。他對兩種古文字作了大量的比附，甚至講中國傳說中的河出圖，洛出書，載負圖書的龍馬、靈龜都是船，是埃及文明由黃河登陸的證據。其實板津氏不但於古埃及文字所知有限，對中國古文字也沒有多少知識，著書時依靠的不過是高田忠周《古籀篇》和《朝陽閣字鑒》、《漢字詳解》這樣幾部書。看板津氏書的緒言，他在1911年初“偶得古銅瓶，朱紫碧綠可掬，而緣邊蝕損，鏽塊硬著。經辛苦剝除底部青鏽，見有如同繪畫的陰刻原始文字，右轉左回，猶難判讀。對照《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漸知為商代父辛尊彝銘。因如此動機，感覺考究原始文字的興味，遂馳思於探索其起源，想到世界文字的同祖一元說”。這件“古銅瓶”見書中圖版，其實是漢代的銅鈁(方壺)，銘文是偽刻。圖版“河南發掘獸骨板”，也不是真的甲骨文。板津氏所據以論證的材料不是錯的就是假的，他缺乏研究文字起源問題的基本條件，他可以姑妄言之，我們也不妨姑妄聽之。
我們下麵要介紹的這位斷非板津輩可比，而是大名鼎鼎的白鳥庫吉。他懷疑堯、舜、禹三王之曆史存在，提出一個很著名的論斷，即人們常說的“堯舜禹抹殺論”。他的這一觀點最初發布於1909年的一次講演，其記錄在東洋協會發行的《東洋時報》第131號（1909年8月）刊出，題為《支那古傳說的研究》。他說：“我不認為堯舜禹是實在的人物。因為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為基礎而造的，來具體表現出君主的最高理想而已。”他作出這種判斷的主要依據是：首先載錄堯舜禹事跡者，當為號稱中國最古史書之《書經》（即《尚書》）。而《尚書》中《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篇，皆非當時所記。其次，三王遺跡之大小輕重，有甚失權衡之處。再者，三王事跡截然區劃，頗不自然，亦使人抱有疑團。
白鳥氏是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被譽為日本東洋史學的創始人，在日本很具有影響力。他的這一論點發布之後，立即引起日本學人的強烈反響。後藤朝太郎的《論堯舜禹的抹殺》刊布於《東洋時報》第129號上。1910年1月，日本另一位漢學家林泰輔在《東洋哲學》第17編第1號上，就堯舜禹問題向白鳥庫吉質詢。1911年7月5日發行的《漢學》第2編第7號、1911年的《東亞研究》第1卷第1號、1912年1月的《東亞研究》第2卷第1號，連載了林泰輔的《關於堯舜禹抹殺論》，林泰輔對記載堯舜禹的《尚書》中的《虞夏書》、《商書》的製作年代及在殷末周初有沒有存在文明的問題進行了考證，認為堯舜禹是實有的曆史人物，反駁了白鳥庫吉否定堯舜禹的理論。1912年4月白鳥庫吉在《東亞研究》第2卷第4號上發表了《尚書的高等批評——特關於堯舜禹》，這是他1910年在漢學研究會上的講演，他認為《堯典》、《禹貢》等篇為戰國時代五行概念、地理概念出現以後的作品，非太古時代所能有，號召對《尚書》作自由的研究。接著，林泰輔在同年9月的《東亞研究》第2卷第9號上又刊登了《再論堯舜禹抹殺論》，再次批駁白鳥庫吉說。1912年的《東洋學報》2卷3號，1913年的《東洋學報》》3卷3號，1914年的《東洋學報》4卷1號、3號連載了白鳥庫吉的學生橋本增吉的長篇論文《書經的研究》，橋本對《尚書·虞書》所載的天象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以支持其師的堯舜禹否定論，反駁林泰輔對白鳥庫吉的批評。其後又有人對橋本予以反批評。白鳥氏抹殺堯舜禹以來，日本“於是對堯舜禹的懷疑，一時形成風尚”。
主要參考文獻：
丁山《古代宗教與神話考》，龍門聯合書局，1961年版。
克魯克洪《文化與個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
夏瑞春編，陳愛政等譯《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衛茂平、馬佳欣、鄭霞《異域的召喚——德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寧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
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李學勤《比較考古學隨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