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惟漢民族結繩紀事，其他民族亦有此俗。林耀華《原始社會史》P.438、439雲：
古代埃及、波斯、秘魯以及近代的印第安人，非洲、澳洲和大洋洲等地的土著，都盛行結繩記事，以古秘魯印加印第安人最為發達。他們用一種打結的繩，叫做“魁普”，意思是“結子”。對於人口統計、土地疆界、部落標記以及命令、宣戰、刑法、墓誌等，都采用結繩的方法來表達。這種記事方法是用一條隻有一種顏色的繩子作主繩，在主繩上每隔一定的距離係上各種不同顏色的細繩。各種顏色代表各類事項，如紅色代表軍事、兵卒，黃色代表禾穀等。在細繩上打結表明數字，單結表示十、雙結表示二十，重結表示百，雙重結表示二百，離主繩最遠的代表個位，次一行是十位，然後是百位和千位。用這種方法可以計算到百萬以上的數字，而且準確無誤。各地有專門使用和講解“魁普”的人員，負責計算和報道各種統計材料。
我國少數民族在曆史上，有的甚至到解放前夕還用結繩記事的方法。宋代西南溪洞各族都采用這種方法。解放前廣西大瑤山瑤族地區，凡是居民發生糾紛事端，必須請瑤頭評理。如果瑤頭是遠村人，要用禾杆一節穿入銅錢方孔，再行折回搓成小繩，托人帶到瑤頭家裏，表示請他評理的意思。評理時，瑤頭手執兩根長繩，甲方訴說成一理由就在甲繩上打一個結，一方訴說成一理由就在乙繩上打一個結；雙方訴說完畢，瑤頭就根據兩條繩子上結子的數目來判決，如甲繩的結子多就判甲方勝，乙繩的結子多，就判乙方為勝。獨龍族人外出走遠路時，在腰間係一根麻繩，走一天打一個結，用這個方法計算日子。親戚互相邀約時，用兩根細繩打上同樣數目的結子，各持一根，一天解一個結，在解完最後一個結子那一天相會。高山族用藤蔓草莖打結記事。
何謂“易之以書契”？“易之以書契”即以書契易之。此語不難懂，需要說明的是“書契”二字。“書契”渾言可不分，析言則有別。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契”或指契約，《周禮·天官·小宰》：“六曰聽取予以書契。”孫詒讓《周禮正義》：“凡以文書為要約，或書於符券，或載於簿書，並謂之書契。”《周易集注》雲：“書，文字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契，合約也。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百官，以此書契而治，百官不敢欺萬民，以此書契而察，萬民不敢欺取。夬者，有書契則考核精詳，稽驗明白，亦猶君子之決小人，小人不得以欺矣。”周代設有“質人”之官，質人“掌稽市之書契。”“質人”是怎樣稽驗“書契”的呢？清人查慎行曾做過說明：“結繩者以繩結兩頭，中斷之，各持其一，以為他日對驗者也。書契二字有別，《世本》雲：‘倉頡作書’，謂以刀筆畫簡為文字，所謂六書是也。契者，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予者執左，取者操右，《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雲：‘兩書一劄，同而別之’是也，百官以此而可治萬民，以此而可察，蓋器用利便則巧偽漸生，故終之書契。取諸夬者，明決之義，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查說不誣，“書”與“契”之所以連言，蓋因古代書寫文字的工具初或用刀，甲骨文字可為佐證。朱自清《經典常談·〈說文解字〉》亦雲：“‘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
總之，《周易·係辭》將“結繩而治”與“書契”二者聯係在一起，應是我們的祖先對於文字創製的記憶或認識的反映。雖然結繩客觀上有與文字相似的紀事功能，但“結繩”畢竟不是“文字”，二者的差別不可以以道裏計，祖先造字是不是受過結繩的啟發也未可知，盡管如此，有一點必須強調，古人既要藉“結繩”為紀事手段，那麼，在使用此種方法紀事之時，必須將頭緒紛繁的事情加以歸納整理，這整齊化、係統化的工作實乃文字創製不可或缺之步驟。因此，將“結繩”“契刻”視為文字創製之前奏，或未為過。
（三）關於八卦“起一成文”說
鄭樵在《通誌·六書略·第五》中有“起一成文圖”、“因文成象圖”、“古今殊文圖”、“一代殊文圖”、“諸國殊文圖”諸篇，他將文字的產生附會成八卦“起一成文”、“因文成象”說。
鄭樵《通誌·六書略》中提出“一”字可作五種變化，用以概括漢字形體的各種結構。他說：
衡(橫)為一，從(縱)，為丨。邪丨為丿，反丿為乀，至乀而窮。折一為，反為，轉為，反為，至一而窮。折一為者，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為∧，轉∧為∨，側∨為ㄑ，反ㄑ為＞，至＞而窮。一再折為冂，轉冂為凵，側凵為匚，反匚為，至而窮。引一而繞合之，方則為□，圓則為○，至○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與一偶，一能生，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丨，然與一偶，一能生而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
鄭樵之說大概亦本於《周易·係辭》和《尚書》偽孔傳序。《周易·係辭》曰：“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尚書》偽孔傳序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鄭樵《六書略》穿鑿附會，後人多不從其說。元代舒天民氏撰有《六藝綱目》一書，不讚成鄭樵“不能生”之論，他說“古主字，愚謂乃聖人製字之始筆也，即主意未變之謂，比之太極，元氣所存，生生之道也。若引之則成丨，丨者，上下通也，天地既通，陰陽合矣。而橫之則為一，一者萬物始生之數也，變之則為丿，反丿為乀，折一為，自此而依肯變文至於為○，○即太極混元周圜之象也，其間變化靈妙無窮，而豈得不能生乎？殊不知萬物正由之所主以生，亦猶果仁穀仁之謂也。而聖人製字與造化均可不敬歟夫？，靜也，文之始也，體也。丨，動也，文之變也，用也。一丨之正，變也，數之始也，化也。故有體有用，動靜變化之理，而與萬物生生之道侔矣。”
明代汪珂玉在其《珊瑚網》中對鄭樵則推崇備至，一口一個鄭子，他對許慎的《說文》倒頗多微辭：“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二書，以成，牽於會意，複為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所以顛沛淪於經籍之中，如泛一葦於溟海，靡所底止，皆為假借之所魅也。嗚呼！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若夫省文則有聲關於義者，有義關於聲者，六書之道備於此矣。”
由元之舒天民、明之汪珂玉輩為證，世人批評元明學問空疏，可謂得言。元明“學者”崇鄭猶可說也，被人尊為國學大師的劉師培也在《中國文學教科書》“象形釋例”一節中竟雲：“八卦為文字之鼻祖，乾坤坎離之卦形即天地水火之字形。”他以“道生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道家哲學思想解說漢字的起源，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二海客談“瀛洲”
上一節我們所講的內容主要圍繞著漢字起源問題，介紹了中國關於漢字起源的傳說以及曆史上一些學者對相關問題的看法，立足點是中國古代，這一節仍以漢字起源為中心，不過我們要把話題略加拓展，由文字說到文化。並把目光從古代轉向近代，從中國轉向外國。
曆史推進到17、18世紀以後，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人們對古老的中國文字及其所負載的文化漸漸產生了興趣，他們開始研究中國。我們不妨從他們的論著中，看一看西洋和東洋人眼裏的中國的文字和文化是什麼樣子。
（一）西洋人眼中的古代中國
處於世界東方的中國在西方人眼裏是神秘的。中國對於多數法國人來說，實在太迷茫了。法文中，中國一詞既指中國瓷器，也指難懂之事。法國人碰到問題太複雜，便開玩笑說“這是中國的。”
後啟蒙時代的赫爾德：中國為“一具木乃伊，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中國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兒期”。
黑格爾（Georg Wi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說：說曆史必須從中國談起。因為根據史書的記載，它是最古老的國家……很早我們就已經看到中國發展到今天的狀態。因為缺少客觀存在與主觀運動的對立，所以排除了每一種變化的可能性。那種不斷重複出現的、滯留的東西取代了我們稱之為曆史的東西。……中國還處在世界之外。
在黑格爾看來，中國的語言文字是導致科學落後和發展困難的重要原因：歐洲人通過靈活的字母組合便能掌握語言，而中國人必須學習成千上萬種繁瑣的字符。他還認為中國古代文化形態，即它的宗教、科學與哲學代表了人類精神曆程中的最原始和最不發達的階段。
德國古典主義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一篇題為《中國》的口授記錄稿中談到：中國人的局限性，第一顯示在他們的繪畫上，都不喜歡暗影；第二顯示在他們的文字上，它需要8萬字來使人理解，而我們隻需要26個。不過，後來他修正了自己的說法，他說：關於繪畫“他們從根本上將不著意於相似，它們的雕塑也一樣，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東印度相同。”對中國文字，他則由衷讚美“那個首先發明字的人，一定是一個充滿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