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哪門子功臣？大夥兒這麼辛苦，我天天坐著吃閑飯真難受。”
“你去執行任務受了傷，怎麼不是功臣？那天如果不是你去，說不定一槍打中的就是我或者其他人。你年紀輕輕的，為了我們大夥兒傷成這樣，你對得起我們。要是我們不好好幹，那才叫對不起你。”
除夕夜，公安局徐局長上門來看孫望益海全家。他特地從懷裏摸出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送給孫益海，勉勵他以保爾為榜樣，絕不放棄。鹽都縣公安局、鹽城市公安局、江蘇省公安廳、公安部，層層級級的領導來來探望、慰問孫益海，組織上相繼做出一等傷殘、三級因公傷殘的鑒定。公安這支隊伍從來都是溫暖而有情有義的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裏，誰犧牲誰奉獻，組織一目了然，並且功載史冊，永遠感恩，時時銘記。
一種比朝陽還新、比大海還深的激情在益海的心靈深處暗暗起伏激蕩，讓益海每天努力著站起來，遠離憂鬱和悲觀的陰影。他拄著拐杖在屋子裏走，到院子裏麵走，到辦公大樓裏走。
誰也說不清楊三的霰彈槍一共打出了多少子彈。它們不僅當場打爛了孫益海的左腿股動脈和毛細血管組織，還在益海截肢後，在他的腰腹部留下了六十多個大大小小的鋼珠、彈片。孫益海伸手就能摸到它們，疙疙瘩瘩，紮褲帶時很疼，彎腰、下蹲和轉身都很不方便，晚上側身睡過去，時常被腹痛折磨醒。
第二年清明，眼看身體恢複得差不多了，孫益海決定去郭猛衛生院做第二次手術，取出彈珠。外科主任朱寶國一眼認出了他，“大英雄，別害怕，痛就喊。你的腿當時就是我鋸的。”
因為霰彈分布麵積太廣，麻藥不好上，那天的麻醉效果很差，孫益海還真是放下了英雄好漢的架子，失聲叫了好多回，最後疼得大小便失禁。
朱主任竭盡全力，先後取出綠豆大的小鋼珠三十多顆。他開玩笑地跟孫益海說：“鮮花敬英雄，今天我拿出了繡花的功夫，在你的肚子上繡了一大朵牡丹花。”
傷口密密麻麻，針腳層層疊疊。可是仍有二十八顆直徑三毫米左右的鋼珠及八枚碎片由於體積極其微小或位置怪異無法取出，永久地埋在了益海身體深處。
麥芒刺破指頭要痛半天，魚刺卡了喉嚨簡直沒法兒活，非得取出不可。可是益海身體裏藏了三十六個魔鬼，他要日日夜夜與魔共舞，承擔它們已經與將要製造的痛苦和風險。果然，不到三個月問題就來了。
1996年7月，高溫難耐，孫益海突然小便稀少。每次費力地挪到便池，站上十來分鍾，甚至半小時，吃奶的勁兒都使出來了，肚子脹痛滿頭大汗，可小便就是稀稀拉拉，到了晚上幹脆一滴也出不來。日漸強烈的腹脹腹痛叫人發瘋。天氣熱，血壓高，孫益海像在油鍋裏翻滾，堅持到午夜，隻好和紅梅一起去急診。
原來鋼珠留下的傷痕結痂堵死了尿道。來不及做疏通手術，經驗豐富的老主任趕緊往他肚子上紮針，先抽出小便，否則會危及生命。
尿道擴張手術極其痛苦和殘忍。醫生借助幾把鐵鉤，用一根粗六至八點五毫米的擴張器強行捅進尿道。益海疼得咬牙切齒，一旁的護士根本就看不下去，就連陪同的輔警也忍不住捂住雙眼。
“不做會怎樣？”
“會被小便活活憋死。”
從此，孫益海每隔二十來天就要做一次尿道擴張，每做一次就如同上刑一般帶來巨大痛苦，出血，感染則如影隨形。
“沒有更好的辦法嗎？”所長、指導員四處尋找名醫和專家谘詢，半年後孫益海專程去上海做了一次手術，可是收效甚微。
沒辦法，為了活下去，孫益海必須主動、嚴格、認真地按時去“受刑”。萬一疏漏或遺忘，憋尿導致的危險和痛苦就會成倍地放大。孫益海不得不在日曆上做記號，標明需要手術的日期。
就在“酷刑”折磨的日子裏，紅梅意外地有喜了。
孫益海喜出望外，他跟紅梅說：“趕緊回娘家保胎，這孩子來之不易，怎麼也得把他生下來。我們不能再有閃失了！”
紅梅老老實實回娘家保胎，可外麵謠言四起，說他們在打冷戰鬧離婚。
“我說的吧，武紅梅怎麼可能守著一個殘廢過一輩子。”“不怪紅梅，孫益海不僅少了一條腿，身體裏還帶內傷，三十幾枚定時炸彈，誰受得了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眾人議論紛紛。
轉眼間，紅梅的肚子漸漸隆起。黃昏中，孫益海拄著拐杖和她一起散步，看著他們喜氣洋洋又甜甜蜜蜜的樣子，大家馬上改口——
“老天爺長眼睛！”“上帝是公平的！”“好人有好報。”
對於紅梅的堅守，不僅僅在當年，就是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讓許多人困惑。誰也沒想到這位受盡生活重重考驗和折磨的警嫂，人到中年依然體態輕盈、氣質高雅，真像山穀裏的一株紅梅。有人忍不住問她：“當時你年輕漂亮，能歌善舞，在郭猛鎮也是拔尖的，遇到孫益海那樣的情況，怎麼沒考慮離婚？”
嬌美的紅梅瞪大她那雙美麗的眼睛，反問道：“我為什麼要離開他？他受傷截肢、身帶鋼珠已經夠不幸了，他又沒有錯，更沒對不起我，他是為國家為人民為公安事業……”
1997年3月13日，是這對兒多災多難的夫妻真正新生的日子——兒子孫武出世，小家夥健康活潑，聰穎可愛。他真的是孫益海和紅梅的天使，小家庭的日子頓時麵貌一新。孫武滿月的日子，孫益海特意理了發，西裝革履，挨家挨戶發紅雞蛋。
這年秋天，孫益海在所裏領導的陪同下，去上海安裝了假肢。重新擁有左腿，孫益海整個人的精神麵貌煥然一新。他鼓起勇氣向組織提出申請：“我要上班，做什麼都可以。所裏忙得不可開交，我的腿盡管有些不方便，但手和腦子還好用。”
1998年1月17日，春節前夕，孫益海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工作崗位。考慮他傷殘後做了五次大手術，每隔二十來天還要做一次尿道擴張手術，所領導讓他管管財務、做做報表、寫寫總結。原本指望他清閑些，可是孫益海喜歡“攬事”，包括比較繁瑣的辦戶口、身份證件、檔案管理等等，他都搶著做，越做越多。
郭猛派出所的人提到益海不無豎起大拇指：“大老孫真是個鐵漢子，每隔十來天就要遭一次罪。做完手術，身上還流著血呢，就來上班。哪怕你趕他回家，他也不肯。”
四、坐著也要拿冠軍
孫益海上班後第一個要克服的困難不是走，而是坐。
假肢連接腰腹部處是半包圍的玻璃鋼，以皮帶捆束右腹。益海坐下來等於坐在玻璃鋼裏。鋼化玻璃壓迫著他的胃部，每餐必須少食，稍微吃多一點兒，坐下來就會作嘔。
1998年春天，鹽城市公安局要求重建檔案室。六千多本厚厚的卷宗，必須在三個月之內按照統一的規定，從目錄到內頁重新編輯、整理、裝訂。孫益海帶著兩個助手沒日沒夜地泡在檔案室，每天至少要坐十六個小時。
街頭那家裁縫店的師傅最了解孫益海的艱難，他的內外褲都被裁縫師傅加上層層疊疊的襯裏，可是沒多久就被玻璃鋼磨爛了。
孫益海喜歡工作的感覺，他喜歡群眾喊他“孫幹事”。看著那些親切的笑臉，孫益海像打了針強心劑；他甚至喜歡那些永遠也填不完的枯燥的報表、檔案，他感激忙碌而充實的工作讓他又成了一個有用的人，他依然是生活的主宰。
戶籍窗口很忙，戶口的變更、遷移都牽涉到查檔案。厚厚的檔案一本本翻出來，摞在腳下。下班的時候，孫益海常常是被檔案重重包圍。零碎的時間，孫益海用來整理派出所的內務。所有物品歸置編號，登記存檔，櫥窗、過道、走廊，角角落落都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條。
如此結結實實忙了一天回到家，益海常常一絲力氣也沒有了，他必須先躺到床上歇會兒，才能吃晚飯。
那個星期天，孫益海獨自在檔案室忙。碰到幾個疑點，他一會兒起立，一會兒下蹲，翻找、填寫、複印、做筆記。假肢連接處疼得吃不消了，他幹脆把假肢脫下來放在一邊，可右腿站立久了又是一陣陣酸痛。孫益海想坐下來歇一歇，忽然眼前一片漆黑。
檔案室傳出“撲通”一聲響，值班民警趕緊跑過去喊“孫幹事，孫幹事”。孫益海的額角撞在檔案櫃上，鮮血直流。大家七手八腳地把他扶起來，但他暈得睜不開眼，嘔吐不止。
孫益海被送回家裏，紅梅忍不住勸他：“益海，吃不消就回來歇著吧，別硬撐。我去找孟所長說……”孟所長主動跑來做孫益海的思想工作：“要是身體不適應，我們就先停下來，反正你的情況大家都理解，誰也不會說三道四。我早說過，就算你一輩子不上班，工資一分也不會少。”親戚朋友也來勸：“派出所太忙太苦，反正政府發你工資，不如在家開個小店，學做生意，說不定還能掙大錢呢！”
窗下那把椅子早已磨得發亮，孫益海又回到那裏，坐著坐著，他有些傷感、有些走神。
“益海，多吃點兒。”紅梅做了他喜歡吃的紅燒肉，可是他卻吃不下，沒胃口。
那個愛說愛笑的棒小夥兒，如今變得沉默，變得安靜了。盡管他會拄著拐杖幫紅梅剝蒜頭、洗菜，收拾房間，每天把被子疊得像豆腐塊兒，忙完了還會看看報紙，聽聽新聞，可是紅梅依然可以感到他那寂寞的眼神、不甘的眼神裏藏著的痛苦。
即使病休在家，孫益海也一直穿著他心愛的警服，可是每當要下樓，或帶孫武出去玩、跟紅梅走親戚，他一定會堅持換便裝。
“益海，你穿警服最好看了，換來換去不麻煩嗎？”紅梅不解。
“我一瘸一拐的，會影響我們人民警察的形象的。”
紅梅聽了忍不住心痛，她真不知道益海是那麼忠誠於他的公安事業，把它看得高於一切。為了捍衛警察的榮譽，他差點兒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事實上，他一直在為自己的理想全力以赴。
這一段時間的病休，讓孫益海越發明白：他喜歡工作，他隻喜歡當警察，再苦再累他願意。隻有穿著那身警服，他才覺得自己是在活著。孫益海不顧勸阻，身體剛有好轉，他又迫不及待地回到單位。望著積壓的工作，孫益海打起了突擊戰，忙得像旋轉的陀螺。
那天他剛剛爬上二樓檔案室，窗口就來了群眾。孫益海一邊答應“來了來了”，一邊手忙腳亂地下樓。突然一個趔趄，拐杖失控，孫益海一腳踩下去兩級台階，上半身立即失去平衡，眼看就要從樓梯上摔下去。多虧他一把揪住前麵民警的褲腰帶，才沒有滾下樓，嚇得他和旁邊的同事大驚失色。那一跤若真摔下來，估計新長好的傷口又會嚴重撕裂。
孫益海知道，他必須從一匹性急又好勝的快馬，變成一頭耐心十足、耐力持久的黃牛。
所裏的領導看孫益海工作實在不易，特地將檔案室從二樓搬到一樓，安置在假山噴泉的後麵，離戶籍窗口隻有幾步路。
近三十年的檔案資料非常複雜，編輯條目更需要細致與耐心。孫益海坐了三個月的冷板凳，褲子磨破了好幾條，眼睛熬得紅紅的像兔子，硬是將五千多本戶籍檔案和一千多本財務、卷宗、文書等檔案梳理一新。年終在檔案工作評比中，孫益海所在的檔案室被評為鹽都公安局最佳檔案室。
派出所的內勤像一個複雜機器的軸心，就算一個肢體健全的人負責這攤子事，往往也常常會忙得焦頭爛額、顧此失彼。但比起外勤的四處奔波，內勤工作雖瑣碎，還是被認為是派出所裏的“輕鬆”差事，益海甚至覺得這是大夥兒照顧他，讓他占大便宜了。
既然幹著“最輕鬆”的活兒，就不能再添麻煩，孫益海鐵了心要克服一切困難把內勤工作做好。隻要不去醫院，孫益海每天堅持提前半小時到班。晚上他更不著急，經常是孫益海剛剛穿好假肢，拄著拐杖準備上樓回家，又有群眾叫門。孫益海絕不會說“下班了，你明天來。”他會一步一步挪下來，加個班，幫群眾把事情辦好。
孫益海憑借巨大的熱情和強烈的責任感，內勤工作很快做得心應手。曆經人生重大變故的孫益海，每寫一份材料，每做一期報表，每辦理一個戶口，都會從中感到工作的快樂和意義。當別人都在加速度衝刺和騰飛的時候，孫益海像莊稼地裏隻管埋頭耕種的老農，平心靜氣的他日漸收獲更多來自大地深處的祥和與寧靜。他忙碌著，一路艱辛，但是他喜悅、滿足，心懷感激。
一個心懷感恩的人，對工作不僅僅是熱愛，而且認真，認真到幾乎鑽牛角尖的程度。
那天孫益海生日，紅梅早早將兒子接回家。她穿著紅毛衣和黑裙子，在廚房裏蒸蒸煮煮，做了紅燒雞、清蒸魚、海米豆腐、香菇菜心，還有一盤孫益海和兒子最喜歡的烤鴨。
樓梯上一有動靜，紅梅就忍不住去開門，結果每次都不是孫益海。眼看天黑了，她讓兒子到樓下等爸爸。孫武一口氣跑到爸爸的辦公室，看見爸爸一個人坐在那裏眉頭緊鎖，直到孫武都爬上工作台，他才抬起頭。
“爸爸，回家吃飯，菜都涼了，快走快走，媽媽做了我們最愛吃的烤鴨！”
益海被孫武半拉半扶著拽牽回了家。
“今天怎麼這麼晚？”紅梅問他。
“賬上出現了五毛錢的差錯。”孫益海皺著眉頭，直到他看見紅梅擺上生日蛋糕，領著兒子給他唱“祝你生日快樂”時，他才憨憨地露出笑臉。
可是孫益海心裏有事，匆匆吃完飯，他便拿起拐杖對紅梅說：“我還要去辦公室算一算。”
紅梅攔住他，“不就是五毛錢嗎？我給你。你在家歇會兒吧，都累了一整天了！”
“唉，我急的是，不知差錯出在哪兒了，你知道我管帳以來，一分錢都沒錯過。”
“爸爸在家陪我玩嘛，我捐給你五毛錢。”孫武抱著存錢罐衝出來抓著益海的拐杖。
孫益海摸摸兒子圓溜溜的大腦門，“你這叫弄虛作假，你忘了爸爸是警察了嗎？乖兒子，你先寫作業，爸爸找出差錯就回來陪你玩。”
“明天上班再找也不遲啊。”兒子纏著他。
“明天還有明天的事，媽媽教你的《明日歌》怎麼唱的？”
紅梅看孫益海那麼堅決，解下圍裙說：“那我陪你去！”
“不用，你在家陪兒子。”
為了五毛錢，孫益海在辦公室忙到十點還未回家，後來孫武睡了，紅梅跑過去兩人一起對賬，翻來覆去算到夜深，才把差錯找出來。孫益海終於鬆了一口氣。
五、單腿也要走進村
春天的田野簡直就是一幅幅色亮麗的油畫：青翠的麥地，金黃的油菜花，嫩綠的垂柳，粉紅的桃花，襯上遠處人家的白牆黑瓦，一切是那麼美，萬物生長的喜悅傳染了幾乎每一個人。
孫益海埋著頭、梗著脖子、挺著肚子，每跨一步都要拿出科學家做科研的專注和認真。彎彎曲曲的村道上，他走得費力而艱難，每一步都必須控製在六十厘米之內，步步都得小心，來不得半點兒大意。風大和順風時尤其要當心，稍不留神，假肢就會被甩出去。
假肢讓孫益海摔的跤不計其數，最嚴重的一次，他的後腦勺磕到門框上血流如注。孫益海從不氣餒，跌倒了再爬起來。在反反複複的摔打跌撞中，他不斷地總結經驗，終於掌握了真腿、假肢以及拐杖之間的平衡感。
護西村三組還在前麵，要過了那個高壓電線杆，過了電線杆，右拐還要過一座小木橋，下橋去還要走過十來戶人家。
村裏人奇怪地望著這個拄拐的警察，有人認出來了，老遠喊：“孫幹事，你怎麼下來了？”
孫益海隻是笑。
朱正芳自幼殘了一條腿，辛苦了一輩子，沒過上一天好日子。老伴兒前年得了胃癌，一場手術欠了一屁股債。兒子、兒媳婦在城裏打工，一家人窮得連間自己房子都沒有，隻得借住在村東頭兒子二叔的舊屋裏。
老遠一條黑狗跑出來警惕地亂叫。蓬頭垢麵的朱正芳一瘸一拐地追出來，後麵跟著一個五六歲的名叫玲玲的小姑娘。“哎呀呀，孫幹事，你怎麼找到我門上來了？”朱正芳一句話剛出口，眼淚就下來了，她看見了米和油，孫益海笑著把包零食塞給玲玲。
玲玲直往奶奶身後躲，因為右腦生了腫瘤，她走路搖搖晃晃很不穩當。奶奶一把抱起她，替她說：“孫叔叔好，謝謝孫叔叔。”朱正芳當著大家的麵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招呼孫益海和同事坐下。
去年冬天，朱正芳去派出所給孫子報戶口時狀態很是狼狽。她穿著破衣爛衫，話說得亂七八糟，粗聲大氣像罵街，身後跟著一個女孩兒，像從泥灰裏爬出來的。
“坐到椅子上吧，喝口水，慢慢說。”孫益海穿著假肢從窗口端出一杯水。很快他發現老婦人腿腳不便。
孫益海出事之後最看不得肢殘受難的人。他轉身抓了把糖給女孩兒，這才發現女孩兒的腦袋大得離譜。
“她腦子裏長了瘤，兒子媳婦這才生二胎，是男孩兒，他們帶在身邊在城裏打工，過年才回家，這個大的丟給我。我的腿不好，她爺爺得了食道癌，家裏負擔太重了，兒子媳婦不出去打工就沒出路。他們出去五六年，孫子眼看到了上學年紀，可是因為超生報不上戶口。計生辦我跑了一年多，腿都跑斷了，他們不理我，還非要罰款。你說說我們這樣的家庭，六個人三個病殘，哪兒去弄這錢？我實在沒辦法才來求你們啊。”
輔警老仇說：“你找孫幹事算是找對人了。”
“你就是孫幹事啊？我聽鄉親人誇你人好呢，沒想到我今天撞大運遇上了。”
孫益海了解清楚孩子出生的情況後，讓老太太回家等消息。他先跟計生辦了解情況，動員村支書一起做工作，折騰了一個冬天，男孩兒的戶口報上了不算，心細的孫益海發現，腫瘤女孩兒也是非婚生的黑戶，便主動做工作，將兩個孩子的戶口一起辦妥。朱正芳一分錢沒花，不僅兩個戶口辦好送上門，警察還送來了米和油，她怎麼能不感動呢。
村支書操著大嗓門說：“這個孫幹事，年輕的時候就管我們這一片兒，本來腿好好的，結果繳槍的時候槍走火打斷了一條腿，孫幹事是響當當的英模。”
朱正芳感歎自己遇到活菩薩了。她哪會想到，這個連蒼蠅都躲著飛的破落門庭，從此會常常迎來孫幹事。孫幹事來一次，朱正芳的心就暖和亮堂一次。她的精神一天好過一天，她不僅種地、帶孫女，還到村辦工廠領了零碎活兒回家做。村裏常常聽到她爽朗開心的笑聲。朱正芳說，不打起精神來過日子就對不住孫幹事，必須向孫幹事學習，叫孫幹事放心。
想讓孫幹事放心的，還有向陽橋下的王才良。他比孫益海小三歲。小時候得了一種怪病，不得不鋸掉右腿，三十好幾沒有工作也沒成家。
“不能這樣，一輩子還長呢。我想辦法幫你擺個小攤兒吧？”孫益海對他說。
“唉，做生意一條腿怎麼進貨？”王才良長籲短歎。
“別灰心，辦法總比困難多，你看我也鋸過一條腿，再大的坎兒也得跨過去。我知道你有難處。你學過手藝嗎？”
王才良眼淚流下來，抽泣半天才說：“十幾歲學過鞋匠，早忘了。”
“好辦，修鞋不難，你先給我和朋友們修，凡事熟能生巧，隻要你打起精神來就行。”
孫益海手把手幫王才良在向陽橋下擺起了鞋攤兒，這一擺就是十二年。孫益海得空就要到鞋攤兒上坐會兒，聊兩句，給他捎點兒吃的，總之身上有什麼就給什麼，還一遍遍開導他：“慢慢來，攢足了錢，討個老婆，成個家就更好了。”
碰到刮風下雨，孫益海會把王才良喊到辦公大廳來歇會兒。王才良知趣，看到孫益海忙，呆一會兒就一瘸一拐地回鞋攤兒。
自從認識了王才良，孫益海的每雙新鞋就有了兩個主人。起初王才良不好意思，孫益海就說，你是幫我忙呢，老天有眼，我穿右腳，你穿左腳，一隻也不浪費。這話說完兩個人眼圈都紅了，從此彼此親如手足。
逢到孫益海去衛生院做尿道擴張，王才良總要不住地在來路上望，直到孫益海挪步來了，他才垂下頭去修鞋。許多時候，他們坐在一起一句話也不說。隻有知心知意的人才能做到即使一句話不說也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
2012年深秋，王才良意外地吐血而亡，連個病因都不清楚。孫益海往他老家打電話，來了幾個神情漠然的人，把他的屍體拉走了，連眼淚都沒流。橋頭如今沒了鞋攤兒，光禿禿的隻剩下一根電線杆，可是孫益海路過總忍不住朝那裏張望。好長時間，他都不肯買新鞋。
孫益海愛人如己，就像他愛蓬勃向上的莊稼地一樣，他認為越普通越困苦的群眾身上，越是有一種樸素、金貴的養分，貼近他們，猶如滋養靈魂。他不是在為他們服務，而是從他們身上收獲精神的營養。懷著這份情感，孫益海再忙再苦，總是倍感充實和快樂。一陣子不下村，他會悶得慌，仿佛有人在喊他催他似的。
那些彎彎曲曲、每次都累得孫益海渾身酸痛的村道啊，在孫益海心裏越走越熟、越走越短。本以為，失去一條腿再也不能為群眾服務了，可事實證明，隻要有一顆親民愛民的心，一條腿根本不是問題。傷殘十八年來，孫益海一條腿走了一萬八千多公裏，為困難群眾辦理戶口和身份證兩萬多人次。
六、身為人民而服務
1999年春天，孫益海克服重重困難，憑著不懈的努力，學會了駕駛三輪摩托車。
適逢二代身份證換發工作的高峰期，郭猛鎮有三萬多人要換身份證。加上農村城市化管理，家家戶戶都要辦理門牌號碼，釘換門牌，做統計報表，派出所人人都忙得不可開交。
益海開上三輪摩托車主動參戰。
四十多個村，他和大夥兒一起挨家挨戶送戶口本、換身份證、釘門牌。一旦投入工作，好強的孫益海從沒想過當第二。他帶著假肢、拐杖、藥品，開著三輪摩托車，從早到晚顛簸在坑窪不平的村道上。
一個月的時間，孫益海和同事們起早貪黑跑遍四十多個村辦證近萬份，保證一個都不落下。工作的難度不止是奔波辛勞，更重要的是要耐心細致，周到認真地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年齡偏大的村民從不出門，覺得身份證沒用，任你怎麼勸，他們就是舍不得掏那二十塊。孫益海苦口婆心，甚至主動貼工本費。他把大家請出來，幫他們洗漱、清潔、整理，做拍照準備。老太太多數戴耳環，有的戴了一輩子，怎麼也卸不下來，可是身份證照片規定不能戴首飾。孫益海隻好拿老虎鉗小心翼翼地取下首飾，拍完照再幫她們戴上。
那真是一次挑戰耐心、體力、毅力的長征，但功夫不負有心人，年底全縣十六個派出所考核，郭猛派出所身份證工作又是排名第一。
獎狀被孫益海塞進抽屜，他一如往常細心地擦洗那輛送他下村的三輪摩托車。在他心裏，三輪摩托車是功臣，是他的腿腳和翅膀。有了它，他總算又可以走街串巷、來去自如。
2002年8月，天熱得像蒸籠。這天中午，毒太陽下走來一對中年男女，汗津津的像兩條從水裏撈出的魚，兩張黑乎乎、紅彤彤的臉像灑是被潑了兩勺滾油。兩人跑進派出所的辦事大廳，男的站在吊扇下大口大口地喘氣，女的一邊擦汗，一邊猛喝礦泉水。
孫益海趕緊起來打招呼。這倆人操著寧波口音卻聲稱是出生在郭猛鎮的一對姐弟，兩歲時隨父母到浙江。後來父親去世母親改嫁，他們一直沒有戶口也沒有身份證。如今兩人四十開外各自成家，感到沒這兩樣東西極不方便，就想回老家來補辦。
“怎麼拖到今天才補辦？”孫益海麵露同情。
“沒辦法啊！”姐弟倆嗓門馬上大起來，搶著訴苦，“浙江那邊叫我們回鹽城辦，鹽城來過三四回，這個那個部門一通跑，跑來跑去，跑得我們死的心都有了，都說不好辦。”
“不急不急，”孫益海招呼他們坐下，“請問你們在郭猛鎮有親戚嗎？”
“沒有，我們從小就在浙江，郭猛一點兒都不熟。”
兩個來曆不明的成年人，操著外地口音，沒有任何憑證，提出要辦戶口、身份證，這個問題十分棘手。
孫益海安頓好他們，趕緊撥電話請示薛所長，報告治安股備案。一頓忙碌後，孫益海拄著拐杖停在檔案室門口。五千多本檔案都是他親手整理的，孫益海不用翻也清楚，姐弟倆出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雖然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是1964年，但郭猛的人口檔案是1982年建立的，最早的人口檔案也不可能查到他們的信息。唯一的辦法是到村裏去摸摸情況，碰碰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