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願走入婚姻“圍城”的不完全新女性
錢鍾書的《圍城》似一顆彗星照亮當時的文壇，其閃爍的光華令人讚歎不已。其中孫柔嘉受過高等教育，接受新思想，但骨子裏卻還是傳統的，是四十年代中不完全新女性的典型。
孫柔嘉是女性知識分子中最普遍最典型也是當時社會中最尋常可見的人物。她受過高等教育，沒什麼特長，不醜，也不美，不聰明，卻也不笨，畢竟她成了最後與方鴻漸結婚的人，似乎是最後的勝利者。她表麵單純天真，實則富有心機；看似柔順乖巧，卻有自己的主見。通情達理、善解人意的背後是猜疑、嫉妒、敏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無理取鬧”。孫柔嘉滿足於自己一手打造的婚姻，無關乎有沒有愛情，隻是為了尋求婚姻的庇護，然而，方鴻漸卻沒能給她意料中的期盼，也沒有什麼上進心，最終以兩人互相失望而分手為結局。兩人的分道揚鑣宣告著柔嘉以婚姻為自己的歸宿卻注定失敗的命運。
四、走向毀滅道路的扭曲者
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通過一個叫金素痕的女人在家族婚姻中的惶惑絕望，歇斯底裏地掙紮著前行，最後無路可走的悲劇，給我們塑造了一個追求解放追求自我但同時又在追求解放中消解了自我，毀滅一切的同時也毀滅了自己的悲劇女性形象。
金素痕對男權社會是有反抗的。她要讀書，要學法律，敢穿“袒臂的黃底紅線的綢旗袍”，她需要“煊赫的家庭地位，財產，和對親族的支配權”。這一切是與父權社會要求女人所充當的社會角色背道而馳的。然而，在這個背離傳統的過程中，她有時通過順從權勢來使自己適應男權社會的奴役。她對悲劇婚姻也是反抗的。為此，她付出的代價是女性人格的扭曲和女權意識的萎縮。男權社會對她的懲罰，是最後夫死子亡。就這樣金素痕離傳統的路越來越遠，並且已不僅僅是對傳統男權文化的背離，從她身上，我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來自人性深處的那一絲瘋狂的邪惡，是人性本身對自我，親人和世界的毀滅。
魯迅說：“悲劇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通過對老舍的《四世同堂》、張愛玲的《金鎖記》、錢鍾書的《圍城》、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中悲劇女性形象分析，仿佛更能讓我們體會到20世紀40年代在抗日戰爭背景下，大家族中女性的笑與淚，苦與痛，不幸與無奈，讓我們對那個時代及那個時代的悲劇女性有一個更深刻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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