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玲在電影《柳堡的故事》中演二妹子，總共台詞才208個字；在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中演春妮，也隻有兩場戲，但“二妹子”和“春妮”，依然是那一代人心目中的“紅色戀人”，她那甜美如清泉一般的笑容，依然停留在許多影迷的記憶中，無法忘懷。
十幾年前，陶玉玲身患癌症，導致口腔上顎壞死，無法說話。親人朋友鼓勵她，“要沒心沒肺地活著。”陶玉玲自己也給自己打氣，在日記中寫道——“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如今的二妹子，不僅成功擊退癌症，還神采飛揚地重返熒屏，參與各項公益活動，擔任各種公益性職務，就像她自己說的，“每天過的都是陽光般的老年生活”。
生活沒有“苦”隻有“甜”
想到周總理的話，
今生今世遇到再大的困難也要挺過去
陶玉玲1934年出生於江蘇鎮江。在二姐的影響下，她從小就很喜歡文藝。鎮江解放後，她去看舞台劇《白毛女》，心中便萌生了當演員的想法。後來，恰逢華東軍政大學招生，陶玉玲和幾個朋友相約去報考，很幸運地都被錄取了。
20世紀60年代初，陶玉玲參演了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排練的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後來又參加了該劇的電影拍攝，在裏麵扮演春妮。
陶玉玲回憶，周總理對《霓虹燈下的哨兵》特別關心，“據說總理看完戲後，一夜沒睡著，他指出了幾個需要修改的地方。周總理問我，你說春妮她是什麼文化水平？我說，春妮就是小學文化水平。他說，小學文化水平，你念的那句台詞——我和陳喜兩小無猜——她能說出‘兩小無猜’這樣的詞嗎？我在總理麵前很緊張，我說，‘那就改成我和陳喜倆從小就在一塊兒長大’。總理說，好啊，這樣不是很口語化嘛，很好嘛。”這次對話，讓陶玉玲對總理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愛戴之情。
《霓虹燈下的哨兵》演出告一段落之後，陶玉玲隨同以田漢為團長的中國戲劇家代表團出訪過朝鮮。回國不久，陶玉玲被扣上“積極貫徹文藝黑線的寵兒”、“追求三名三高的藝術尖子”等罪名。她所扮演的二妹子和春妮，也被定為“幹擾和腐蝕我軍革命戰士、瓦解部隊戰鬥力、破壞部隊紀律的中堅人物”。陶玉玲被迫脫下穿了20年的軍裝，來到南通晶體管廠，當上了一名和舞台表演工作沒有絲毫關聯的普通工人。從那以後，陶玉玲經曆了人生許多風雨。
“文革”中，總理再一次的關切，足以影響陶玉玲的一生。“‘文革’的時候，是我人生中比較低穀的階段。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來到北京。當時我想總理的身體那麼不好，我就給總理寫了封信，祝他身體健康。我根本沒有奢望總理還能夠接見我。”
沒想到的事還是發生了，陶玉玲接到了總理辦公室的通知——四點鍾進中南海，“我當時激動得不行了，進入中南海之後，我先看到了鄧大姐，抱著鄧大姐就哭。她說，你先別激動，總理剛剛去接見外賓了，但是總理臨走給你留了幾句話——告訴陶玉玲，她當過兵，現在又在當工人，將來再熟悉農民，這樣下去，隻要很好地為人民服務，就會有光輝的前程、燦爛的未來！聽到了總理留給我的話，我當時就想，今生今世遇到再大的困難，我都要挺過去，都要遵照總理的話去做。”
自那以後，不管生活是多麼艱苦，遇到多大的難題，隻要想到病中總理的叮囑，她就會精神百倍地走下去，因為，生活中沒有“苦”隻有“甜”。
抱了十年的藥罐子，
沒心沒肺地活到今天
當兵的死都不怕，還怕一個小包；麵對病魔，要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
陶玉玲遇到的最大的難題，就是直麵“突如其來”的癌症。
1993年11月15日，星期一：口腔上顎左後部，小涎腺腫瘤——這是陶玉玲病中日記中的一段文字：“當時我正準備拍攝《趟過男人河的女人》，聽說體檢後的結果不好，要住院，還難以置信，身體一直好得很，除了生孩子住過院，基本就沒去過醫院，當時還跟導演打包票，最多住一個禮拜，肯定能出來。”
樂觀的陶玉玲最終被醫生扣在了病房。部隊口腔領域最權威的專家會診，緊張忙碌了四個小時，才結束陶玉玲的手術。此後的近40天，陶玉玲不能說一句話，不能吃一口飯，甚至不能有複雜的麵部動作，生命體征完全靠藥物維持。
手術很成功，但陶玉玲依然在日記中寫道：“要拚搏求生，不能坐以待斃。”如何拚搏，當了一輩子兵的陶玉玲，有一整套的戰略戰術。“首先是端正心態，當兵的死都不怕，還怕一個小包，戰略上藐視敵人，這很重要。”說著，陶玉玲笑出聲來，露出兩個迷人的酒窩。
其次，是戰術上重視敵人。手術後不久，陶玉玲就四處打聽好的康複方法。聽說抗癌樂園創辦人高文彬的事跡後，她希望能找到這位傳奇老者。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陶玉玲有一天在醫院樓道做康複鍛煉，碰到一位病友，病人得知她身患癌症，表示願意送她一本書，老人應邀簽名時，落款是高文彬，這讓陶玉玲大喜過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