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周有光先生，是個難得的經曆。104歲的老人，精神氣爽，思路清晰，風趣幽默，兩個小時的交談，時時響起他朗朗的笑聲。兩小時之後，訪者怕他過累欲告辭，周先生卻笑著連連擺手：不累不累，我還可以談兩個小時……一百多歲的人，還天天在那裏讀書、看報、玩電腦、寫文章。這是一個怎樣的人生！
周有光先生，1906年生於江蘇常州。聖約翰大學就讀經濟學，抗戰勝利後赴美國信托銀行工作，國內解放後，滿懷理想回到上海，任教於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兼任新華銀行秘書長。1955年，因周恩來總理點名邀請，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不久被正式調往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參與漢語拚音方案製訂，人稱“漢語拚音之父”。因博學多識，曾被連襟沈從文先生讚為“周百科”；上世紀八十年代加入《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編審委員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周百科”。耄耋之年，退而不休，閱讀愈發寬博，寫作推而廣之；逾百歲，入佳境，自由自在，身心俱安樂。
周有光訪談
“人要有自由，要有興趣”
冬曉(以下簡稱冬)：這就是您的“小書桌”？
周有光(以下簡稱周)：我的書桌又舊又破爛。
冬：可是寫出文章很精彩！
周：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用筆寫文章了，我用我的電子打字機，又快又好，寫文章非常方便。現在都快不會寫字了，退化了。
冬：現在的年輕人也都習慣了用電腦打字，不怎麼用筆寫了。漢字好像出現了一種危機，大家都不會寫字、不會認字了，這怎麼辦？
周：我的一些美國朋友，身為大學教授，也不會寫字了。
冬：他們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周：他們也是一樣，因為用電腦、打字機太方便了。
冬：現在很多大學生寫出來的字都很難看啊。
周：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學校應該開一門書法課程，讓學生練練字，但不要考試。我們讀中學的時候，很多課程都不用考試的，考的隻是很少幾門。
冬：那還是很自由的，不像現在的學生那麼辛苦。
周：現在的學生真是苦得要命，我記得我們那時候一點都不苦，家長也不用花很多時間去輔導孩子，那都是老師的事情嘛。
冬：現在不但家長輔導，還要讓孩子上各種各樣的輔導班，把所有的時間都塞滿了。
周：這不是一個好辦法，把孩子搞笨了。試卷都長得不得了，簡直是“哈達卷”。學生覺也睡不好。這樣不好，人要有自由，要有興趣。
冬：這個問題也討論了很多年，但一直沒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
周：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後，自然科學引進了、更新了，但社會科學沒有更新，還是老一套。人家的教育觀念已經大大改變了，我們沒有跟上。
冬：教育真的是特別重要的一個方麵，關係到子孫後代。
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很有趣味，說北京有一所國際學校，裏麵的老師都是外籍的，校長是外籍華人。記者在采訪這位校長的時候，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們學校對壞學生是怎麼處理的？”校長說：“我們學校沒有壞學生。”問和答完全是兩種理念。
冬：您對教育問題一直很關心？
周：我覺得教育最重要的，是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冬：您一直提倡“學而不思則盲，思而不學則聾”，這個觀點很重要。現在的年輕人，在“學”和“思”方麵，是不是有些問題？
周：這兩句原來是孔夫子說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我是把它改得通俗化一些。隻“學”不“思”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
無心插柳柳成蔭
冬：當年您從經濟學教授轉行搞文字研究，自己心裏覺得可惜不可惜？
周：很多人問我可惜不可惜，我說，這不是可惜不可惜的問題，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偶然的好事情。假如不轉，我可能就是一個“大右派”。當年“反右”的時候，在上海，重點對象就是經濟學教授。我的好朋友，上海經濟研究所的所長沈誌遠，他是解放前唯一一個從莫斯科大學畢業的，其他人都是歐美歸來的。他寫過一本《新經濟學大綱》，寫得非常好。他就在那時候自殺了。我最好的一個博士生，也自殺了。我因為人在北京，當時都不知道，隔了三年才知道這個消息。我因為改了行，糊裏糊塗就逃過了一次劫難。
冬：這點您跟沈從文先生很像。後來他被貶到故宮去，也是開心得不得了，成了一個服飾研究專家，真是很厲害。
周：沈從文的確是胸襟非常開闊。他在故宮做講解員，拿根小棍子，給旅遊的人講解，他一點都沒覺得什麼不高興。他說：“我到故宮來很好，本來很多東西很難看到，現在隨便可以看。”他在故宮裏麵研究服飾，還出了一本很好的書。
冬：沈老是一個非常謙和的人。
周：有一次，一個親戚家的小孩去看他，跟他說：“我小學畢業了。”他說：“真好，我還沒小學畢業呢。”他是在家裏讀的老古書，沒有進過新式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