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時起，我開始設立一門課程，專門研究其他共產黨、其他政黨的執政經驗和教訓。其中就開始出現分類：一類是蘇共；一類是東歐的共產黨；一類是社會民主黨；一類是傳統的英美政黨。然後對政黨體製進行分類研究，如一黨製、多黨製等，初步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係。《蘇共：一個大黨衰落的啟示》是我的第三本著作，也是一個國家課題，主要是對蘇共的失敗情況進行闡述。從那時開始，實際上就已經把黨建提升到規律的層麵來認識。
既要認識，就需要角度，就需要一個理論的框架和範疇，最基本的框架還是政治學提供的。一個國家有人民，有公共權力機構，人民和公共權力機構組成一對關係，研究這個關係就是政治。政治要運行，兩者之間就要互動。關於如何互動，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其中最為人們接受的是民主政治說，認為國家的權力來自人民又用於人民。這與封建時代權力的單向性迥然不同。互動就產生問題，即兩者怎麼才能互動起來？最終發現，需要有人來組織，這個組織和國家權力組織又不是一回事。於是，政黨就自然地出現了。它的存在就是為了在人民和公共權力機關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就是為了掌握公共權力、控製國家政權。那麼，政黨作為一種客觀現象，怎麼把兩者連接起來？它自身有何功能？有何規律？有何運行的邊界？與國家、社會有何關係？所有這些都成為研究的對象，內容特別豐富。有了這些內容的儲備，在2002年後，我寫了《現代政黨執政規律研究》、《現代政黨執政方式比較研究》、《政黨現代化論》等幾本著作，等於是把整個研究體係建立起來了。最後，把這些成果集結起來，變成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研究範疇，標誌就是《政黨論》的出版。
今後，黨建研究會遇到越來越多敏感的問題，要特別謹慎的把握好度。但總體而言，這種研究大有可為，尤其在中國，更是如此。因為我們非常清楚，我們絕不能搞西方式的多黨民主，而隻能依靠現有的格局解決問題。中國現有的格局是：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其他都是參政黨。在這種情勢下，如何把民主的基本要素放進去？那就得在黨內體現出來。即必須把民主的基本要素、基本規則在黨和以黨為主體的框架範圍內消化掉。
按照這一邏輯，黨建就是研究怎麼發展黨內民主、增強黨的活力，怎麼把黨推到有能力領導整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位置。這樣一個黨自身到底該怎麼建設，顯得格外重要。
第一，它需要理念上的轉變。我們現在有很多理念還是過去的，有很多革命黨的思維、計劃經濟的思維在裏麵，已與現實相脫節。第二，理論必須轉變。過去圍繞這樣一套理念，形成了一整套的說教和理論，在當時情況下有合理性。現在，國家發展了，理論也應該與時俱進。第三，體製也要轉變。體製是按照理論來進行布局的。到今天，理論的不少內容已經過時，格局若還這樣維持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但舊的權力格局往往沉澱出來一套既得利益，要觸動這個權力格局，確實很難。
可見，理念、理論、體製層層阻擋著我們，不去研究就沒有辦法前進。必須把這個東西研究透了，看到問題的實質，才好總體上設計，推進改革往前走。所以，黨建還是很有可研究性的，而且是越往後，改革越深入，越有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