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調味品”到“被認可”再到“大有可為”
思想名家
1985年，我從北大國際政治係研究生畢業，一開始打算去中聯部。恰在此時，中央黨校幾個老師來北大物色人選。由於我工作還沒有正式落定，係裏管分配的老師就讓我去接待一下。結果，這一無心之舉卻成了人生的一大轉折。黨校老師說，我們是研究黨建的，我們覺得黨建不能隻研究自己。現在已經改革開放了，麵對那麼多的共產黨，我們也要看看別人是怎麼活動的。我當時一下就被打動了，覺得對做學問來說，這是一個特別好的角度。而且，我想不僅是共產黨，其他政黨也需要研究。政黨作為一種普遍現象，在國家機器運行中起那麼大的作用，到底有沒有規律性？如果有，能否抽象出來進行探究？於是打定主意，義無反顧地來了黨校。
從那時到現在，正好30年。一路走來，自認還是做了一些事情，引用別人的說法，就是“至少開辟了一個領域”，政黨比較學科就是我一手建立起來的。更重要的是，我把傳統的對政黨的研究提升到規律的層麵來認識，把它變成了一門真正的科學。過去，盡管我們說黨建是科學，但一說黨建就把它放在黨史裏頭；而且一說黨史，那就是中共黨史，所以，研究的都是中共一個黨的東西。假如研究的範疇和內容都隻局限在一個黨裏，那充其量隻能是一種經驗，而無法提升到規律的高度。因為既是規律，就具有普遍適用性，大家都可遵守。當然，至於研究的落腳點還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建設的問題，這體現的是一種應用性。
今天，黨建研究的這種應用性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特別是大多數作為黨校學員的領導幹部們的認可，一個主要原因恐怕在於我們給予了他們一個相對明確的、到目前為止還是立得住的理論分析的框架。官員們在實踐中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分析和解答。但如果你在課堂上隻是就問題談問題，就經驗談經驗，他們肯定會覺得可笑，因為他們的實踐經驗肯定比我們豐富。但是，如果我們從理論的層麵進行提煉，探尋政黨共同的活動規律，通過提供別人解決問題的經驗和方法而給予領導幹部以啟迪、思考甚至行動的動力的話，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從這一角度講，這些年黨建學科地位在不斷上升是有其一定道理的。這不是靠個人，主要是靠大家，靠黨的整個教育係統，尤其是黨校的教育係統實現的。
但是，必須承認，在黨建研究伊始，很多人對這套研究方法並不買賬。有的人不太理解，覺得這個好像不是在研究黨建；有些人覺得反正我們過去黨建老講必須怎樣、一定怎樣，大家似乎也聽不進去了，介紹下國外的情況也未嚐不可。他們把這套理論定位於一種調劑，而不是一種研究方法的變革。
這一局麵一直延續到1985年蘇共改革才出現轉機。當時，蘇共的改革一開始勢頭還挺好，我們專門去跟蹤研究。結果到了90年代，蘇共竟在一夜之間垮掉了。這個帶來的震撼太大了，讓人猝不及防，覺得是不是被帝國主義和平演變了？但轉念一想，過去如此輝煌的一個大黨一夕垮台，將主要原因歸為外部因素似乎很難讓人信服。就像風吹一下，房子就垮了，隻能說明房子太不堅固，而不能隻責怪風太大一樣，歸根究底，還得從自身找原因。這裏麵就有很多規律性的東西，值得思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