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流域9省2市，是一個典型的橫貫中國大陸的雁行發展形態，從人均產出比較來看，東部長三角蘇浙滬地區，人均產出已經達到1.3-1.5萬美元，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進入了發達地區的行列；中部地區的湖南、湖北和重慶市，人均產出為6-7千美元，和中國大陸的平均水平齊平；西部的貴州雲南，人均產出還隻有3-4千美元。這種發展水平的梯級形態，如果孤立地看待，會被認為是消極的地區發展差距和區域發展不協調的標誌，但如果把它連接成一個整體空間來看，它恰恰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均衡，並因此具有資源要素稟賦和市場多樣性的發展中大國的發展潛力和發展後勁。眾所周知，二戰後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繼續繁榮，東亞和東南亞以及其他一些原本處於發展邊緣地區，但又有較好的國際貿易區位條件的欠發達國家和地區之所以能較快地發展起來，這和它們之間的要素流動、產業轉移以及市場的一體化具有密切的關係。而這一切，在中國的長江流域，在長江經濟帶內部就能實現，由此帶來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動力。
第二，它將聯動長三角、大武漢（長江中遊）和成渝三大城市群，由此撐起三大發展區域的骨架，形成具有世界意義的長江沿岸城市帶。長江經濟帶的空間範圍的界定，從最初長江水道經過的7省2市，拓展到包括浙江和貴州的9省2市，一方麵更完整地涵蓋地理學意義上的長江流域，同時也更加突出了以三大都市群為主要架構支撐長江經濟帶的內容重心。
國家經濟帶的形成是具有內在的社會經濟和產業經濟發展的內生機製的。如長距離低成本的航運線路和充裕的水資源的存在，容易形成空間上的點軸發展模式，有利於要素和產業集聚，同時降低城市間的運輸成本，推動區域與城市間的產業和城市功能分工，以及市場的一體化，形成不同城市和地區間輕重工業和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格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第三，它聯動了“兩帶一路”的國家區域戰略，使之具有了整體特征。長江經濟帶連接東海出海口和西部雲南口岸，把對東部的開放和對西部、西南部（中印半島和印緬）開放，以及通過渝新歐大通道與對中亞西亞乃至東歐地區的開放連接起來，從而使得中國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打造海上絲綢之路的設想有了更為堅實的基礎。中國的發展和改革離不開對外開放，近30多年，中國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於東部地區，由此形成了目前這種沿海地區一馬當先的區域發展格局，但近年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使得中國不僅需要對東部沿海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開放，還需要加強對西部、西南部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及能源原材料輸出國和地區的聯係，求得東西部雙向開放的平衡，謀劃東西聯動、以我為主的國際化發展戰略的新格局。顯然，推動長江經濟帶的形成和發展是實現這個戰略的關鍵步驟。
第四，它將有利於發揮上海自由貿易區建設對長江流域的示範帶動作用。上海自貿區作為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標誌性舉措，將通過長江經濟帶的打造，從功能拓展和製度引領兩個方麵帶動中國的內陸地區的改革開放。長江經濟帶中，上海具有突出的龍頭引領作用，因為上海地處長江經濟帶和中國沿海經濟帶的交彙點，同時也是長江經濟帶上最大和功能最為完善的城市。上海自貿區的功能輻射和製度創新引領將通過上海、長三角經濟影響力層層擴散，對整個長江經濟帶的改革開放形成帶動和示範作用。長江經濟帶的形成本身就是和要素的自由流動、貿易的自由化及市場的一體化密切相關，通過上海自貿區的改革實踐和示範引領，將為長江經濟帶的建設走出一條政府引領、市場推動、企業主導的區域協調發展的新路子。
（作者為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責編/馬靜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