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至此，盡管我們對散文的“大體”已經有了一個了解，但對於“散文的‘定體’到底是什麼”似乎還是處於一片迷茫的狀態。散文產生之初的先天不足與後天理論的缺失導致了這種“迷茫”似乎注定是不可消除的。這種“厘定”的焦慮使得散文批評者們始終無法走出散文的範疇論、特征論這樣一種怪圈。很顯然，如果散文研究始終糾纏在“散文是什麼”的觀念之爭上，那麼對於這種文體的更深入的研究隻會變得舉步維艱。
在這個問題上，南帆跳出了“是與非”的概念怪圈，抓住“文類”一詞，提出了“範式與枷鎖”的看法。首先，他指出：“層出不窮的文體不是來自某種觀念的事先設計，曆史提供的文化氛圍才是這些文體的助產婆。”也就是說，文體的產生並不是先驗的安排，而是曆史發展的產物。的確，審視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史，其實就是時代對散文文體特點的選擇史：從五四時期散文應個性解放的要求而產生的“敘事與抒情”特征，到抗日戰爭時期為迅捷反映火熱鬥爭生活的“輕騎兵”的“通訊與報告”特征，再到新中國成立之後為歌頌新時代而衍生出的“詩化”與“形散神不散”的畸形創作模式，乃至當今對應於日新月異的時代發展而產生的層出不窮的求新求異突破陳規的新型散文！誠如劉勰所言：“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因此，隨著曆史的發展，文類既可以彙聚造就，也可以被瓦解破壞。隨後，他提出：“文類的權威雖然給該類文體的寫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交通規則，但這種理論範式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很可能變為拘禁作家創作的惱人的枷鎖。”事實上，一個時期散文的成功常常緣於一批作家對散文原有審美規範的突破和創造。一篇散文的成功常常不在於它對某種成功技法和風格的繼承，而在於它發展了散文技巧或風格的某些方麵。
因此，文類實際上一直處在“通”與“變”的辯證轉換與發展之中。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當下各種跨文體寫作成為常態的原因：範式就意味著枷鎖，文體就意味著突破。那麼，可不可以這樣認為，所有的所謂“文體”其實都隻是“定體則無”與“大體須有”的結合。這裏的“無”不是“沒有”的意思，而是難以機械厘定的意思。每一種文類，我們都難以對其“定體”作出詳細而標準的界定。文類產生乃至最終形成的過程其實就是其“大體”不斷細化的過程。因此，相比於產生之初就以“雜”為特色的散文，小說、詩歌與戲劇的“大體”隻是相對更為具體和細致而已。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考慮的話，散文邊界厘定問題似乎就失去討論的意義，但這也並不意味著可以取消散文這一文類。散文發展到今天，已經很明確地形成了自己區別於其他文類的“大體”，正如孫紹振所言：“一切文體的生命就是它與其他文體的區別，散文家的才華恰恰表現在在詩歌無能為力的地方發現散文的藝術價值。”因而，我們沒有理由因為其“大體”相較於小說、戲劇等其他文類更為模糊就野蠻地將其降格成文章。隻要散文是一種文類，它的邊界就是客觀存在的，隻是這種邊界隨著時代的發展一直處於變動之中，難以精確描述，這正是為何散文一直以來難以機械厘定的根本原因，卻也正是散文作為一種文體的生命力所在。因此，我們沒有必要糾纏於散文的“定體”或邊界到底是什麼，隻要堅持散文“大體”的存在就能保證散文邊界的存在。而散文“大體”的存在乃至細化必須依賴於“廣義散文”和“狹義散文”的並行不悖以及良性互動。一方麵，廣義散文以其充分的開放性和嫁接性，開拓著散文的表現空間，發揮著散文文體的創生作用，給散文的發展提供廣袤而豐富的土壤。但一味地提倡廣義散文的開放性，勢必又會助長粗陋庸俗“散文”的泛濫甚至脫離散文發展的正道。而強調審美藝術性，追求散文文體的純粹性的藝術散文等狹義散文的存在則對散文文體的發展起著糾偏的作用，從而良化散文創作與研究的生態環境。事實上，不僅僅是散文，任何一種文體都不可能樹立起唯一的正宗的“定體”類型，所謂的正宗也隻能是針對當時創作的具體情況或時代需求而言。換句話來說，一種文體的最理想的發展狀態並不是某一種類型成為“定體”，而是多種“大體”的並存共生。
或許，與其孜孜執著於對散文的概念與邊界的論證，散文理論家不如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散文創作主體的多層麵的藝術實踐上，並對此做出恰當而及時的評介。就像孫紹振所說的那樣：“散文理論家，比之小說和詩歌理論家，麵臨著一種先天的不利局麵，那就是沒有西方文論，包括流派更迭的豐富資源。這也可能成為優於小說和詩歌理論家的條件，即沒有那麼多權威理論的遮蔽。”因此，我們既可以對散文的創作實踐直接進行原創性的概括，獨立形成範疇，並構成係統，同時也要追隨散文日新月異的創作實踐，突破陳腐觀念的束縛，從而調整、顛覆乃至重構中國特有的散文理論。
（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