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體”與“大體”：散文的邊界之爭
藝術·生活
作者：趙婷婷
近30年來，中國的散文寫作迎來了一個大繁榮、大發展的時代，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原生態散文、在場主義散文等層出不窮的新概念激活著散文的創作。一方麵，散文大麵積地吸收了其他文體的元素，積極地更新著自己傳統的創作模式，展現出無比的生機與活力。另一方麵，過度的自由與開放似乎讓散文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像“散文”。百年以來，散文形成的基本形態與核心元素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破界，於是，“散文的邊界到底是什麼”的問題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散文是否還需要擁有自己的版圖和邊界？
2014年3月17日，《光明日報》文學評論版刊發了古耜的《散文的邊界之爭與觀念之辨》一文，作者在該文中對新世紀以來相繼現身文壇的“非虛構”“跨文體”“大散文”“新經驗”，以及“民間語文”“紀實文學”等層出不窮的新散文概念或形式表現出關注，在對散文充沛博大的生命力進行肯定的同時，提出了在散文一路高歌、不斷拓寬領地的今天，“是否還需要擁有自己的版圖和邊界”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對散文這一文體是否還有存在必要的拷問。
在隨後的闡述中，作者徑直提出了“要麼強調開放性，要麼倡導文體規範”的二元對立命題，並對散文邊界的開放性表示了支持。他認為散文試圖厘清文體與邊界問題的努力都是脫離實際的一廂情願，因為已有足夠的文本可以證明散文具有顯而易見的開放性和嫁接性。因此，“把散文看作一種純粹的文學體裁，在性質上完全等同於小說、詩歌和戲劇，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誤讀”。這種主張取消散文獨立的文體地位而將其看作一種文章類型的觀點一經提出，便受到散文作家和散文創作研究者的廣泛關注。他們紛紛撰文，就這一話題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隨後，《光明日報》刊發了一係列關於散文邊界之爭的相關文章對此話題進行深入探討，分別是：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的《“是否真實”無法厘定散文的邊界》（3月31日），廣東省文學院院長、散文家熊育群的《散文的範疇亟待確立》（4月21日），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散文家朱鴻的《散文的文體提純要徹底》（5月12日），華南師範大學教授陳劍暉的《散文要有邊界，也要有彈性》（6月16日），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員南帆的《文無定法：範式與枷鎖——散文邊界之我見》（7月14日），山東省作協主席、作家張煒的《小說與散文應該是趨近求同的》（9月2日），福建師範大學教授孫紹振的《從抒情審美的小品到幽默“審醜”“審智”的大品——在建構中國散文獨立範疇係統的使命麵前》（9月29日）。
其中，與古耜的觀點類似的是張煒。張煒對於散文的邊界問題持比較寬容的態度，認為界定是多餘的。比起文學體裁，他更傾向於將散文寫作看成是其他一切文類寫作的基礎，即先於小說、詩歌等寫作的一種培養“文從字順”的基本和正常的表達能力的訓練。張煒甚至將廣義的散文寫作等同於寫作與生活本身。與之觀點相反的是散文家熊育群和朱鴻。熊育群認為否定了“散文”而重新回到“文章”是一種粗野而不負責任的行為。朱鴻認為，散文的概念一直以來都涵蓋太寬泛，負荷太累贅，範疇太大，作為審美性文章的散文不可不明晰邊界，厘清外延，否則散文的藝術發展將會受阻。而其他論者則對這個問題保持了比較謹慎的態度。一方麵，他們肯定了散文邊界存在的必要性。何平認為：“如果一種文類漫無邊際地‘取消邊界’，甚至‘無邊界’，可能恰恰意味著這種文類的死亡。”陳劍暉認為：“無論從散文理論的發展，還是從當前的散文創作態勢著眼，都有必要對散文的邊界進行深入辨析。”南帆和孫紹振在梳理了中外古典文學史上並不存在“散文”文體的曆史事實的基礎上，認為“現代散文到了建章立製的時候”，“邊界”的存在決定著散文區別於其他文體的內涵。但另一方麵，他們又都不約而同地承認了散文寫作的不規則與散文邊界的模糊與寬泛。即便是主張取消散文邊界的古耜與張煒，也在表達主張之後依然承認散文創作亦有“大體”和“一定之法”。此說法來自於金人王若虛《文辯》：“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在這裏，“定體”意味著標準，“大體”意味著方向。既然散文已經不屬於一種文體，又何來的“大體”？這“大體”的存在恰恰就意味著散文這種文章類別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某種邊界，隻是這種邊界比起小說、詩歌、戲劇等有現成的可資借鑒的西方理論體係的文體來說，更為模糊。而一旦邊界存在，散文這種獨立文體的存在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何為“好散文”與何為“散文”
事實上，正如各家對散文曆史進行梳理而發現的那樣，首先，無論是在古代中國還是在近代西方，其實都沒有明確提出“散文”這一文體。與之相似的古代的“文章”與西方的essay與prose，更多的隻是一種表述方法，而不是正宗的文體類別。誠如古耜所說的那樣：“散文一直都是一種紛亂駁雜、寬泛多樣的存在。”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散文”的出現乃至繁榮是與五四時期狂飆突起的個性解放要求緊密結合的。盡管此後“散文”的創作實績在中國文學史上不絕如縷，但相應的散文理論研究卻一直處於一種落後於創作的混亂無序的狀態。僅有的一些論述也隻是停留在一種感性的印象式的賞鑒層麵。這從散文這種文體本身層出不窮的命名便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美文”之說，胡適的“小品文”之說，王統照的“純散文”之說等。另外諸如隨筆、雜文等名稱也曾一度概念混亂。總之，現代散文自產生之日起，就一直處於理論失範的狀態。
因此，自現代意義上的散文產生之初，廣義散文和狹義散文的概念就一直相伴而生。誠如徐遲所說： “廣義的散文好比是狹義的散文的塔身、塔基，狹義的散文好比是廣義的散文的塔頂、塔尖。塔尖、塔頂不能無塔身、塔基。有時，塔尖已塌，身基還在。然有了塔基、塔身，就會有塔頂、塔尖。”因此，“狹義散文”更像是“好散文”的描述，而“廣義散文”才是界定散文與非散文的標準所在。事實上，眾多論者對散文的“邊界”之爭，其實也就集中在“何為狹義的散文與何為廣義的散文”的問題之上。